阎红彦在苏联和一中国人批评立三路线，李立三：当着我面骂我

1934年10月的莫斯科，下起了入冬前的第一场雪。街口一盏昏黄路灯下，阎红彦裹着单薄呢子大衣，脚边的积雪很快漫过鞋面，他却没挪动半步——手里那纸写着“共产国际代表报到处”的字条，是此行唯一能证明身份的凭证。

远在半年前，他还在新疆荒漠里啃棉花充饥。为躲日本骑兵，他贴地翻滚，棉絮塞满口腔，嘴角被磨破，咸腥与苦涩混作一团。要不是那位采药老人递来碗清水，他很可能倒在戈壁。自陕西瓦窑堡出发至此，足足走了四千多里，靠的就是那股“非把话说清不可”的倔劲。

倔劲从何而来？追溯到1925年，16岁的阎红彦在故乡报名入党。几年后，他与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高原拉起西北反帝同盟军，枪械凑不齐，就把镢头绑竹竿；军饷发不下去，连夜下山抬盐换粮。队伍虽小，执行的却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正因如此，他对任何偏离群众路线的做法都十分反感。

1932年底，杜衡带着“左”倾指令赶到陕甘，给红二十六军贴上“右倾机会主义”标签，阎红彦眼见部下被调离、被审查，压抑怒火。但他明白，争论若只停留在山沟里，传不到国际组织那头，终究只是“土枪对机关枪”。能去莫斯科，当面阐明西北根据地真实情况，机会难得。

报到处登记完，阎红彦被安排进了一间简陋宿舍。翌日开会前，一位戴圆框眼镜、面容削瘦的中国同志与他同坐一桌，对方俄语纯熟，翻译都省了。那人先礼貌寒暄，随即问起国内局势。阎红彦滔滔不绝，把“立三路线”的急躁、冒险摆了个清楚——城市暴动仓促发动，既缺情报又缺群众基础，导致一批好端端的工人骨干白白牺牲。

对方突然抬头，语速放慢：“同志，你见过李立三吗？”阎红彦摇头：“未见其人，但错误留下的祸害人人都看得见。”那人又问：“他1930年就被免职，为何还谈他？”阎红彦毫不退让：“错误的阴影比本人留得久。”说罢他起身去拿会议资料，袖子却被拉住。只听那人低声道：“我就是李立三，你当着我面骂我吧。”屋里瞬间静得能听见暖气管的嘶响。

短暂错愕过后，阎红彦没有改口：“李立三，革命不是试验田，你那套急行军害惨了不少兄弟。”李立三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是我欠他们的。”两句话，便占了他俩对话的全部，却重得像铅块。会后，李立三给西北红军写了封致歉信，坦承决策失误。阎红彦把信折好，塞进军装内袋，鼻尖一酸，但没掉眼泪——前方还有更急的事。

1935年4月，共产国际希望尽快恢复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选来选去，还是觉得阎红彦最合适。英语不熟？硬背！密电码本厚过砖，他干脆把字母和数字一一抄成小纸条，贴在墙上对照。十天之内背完二百余组密码，能倒背如流。他自嘲：“这辈子上过的学不多，倒没少啃这种‘硬骨头’。”

离开莫斯科时，桌上只剩一件羔皮大衣、一匹俄罗斯毛毯和几包压缩干粮。这身行头在新疆口岸竟让他化身“俄货富商”，骆驼背上的灯心绒成了最好的掩护。走到张掖时，他夜宿回民大院，用半匹毛毯换来一碗热汤，店老板叹气：“上海那边听说还在打？”他含糊应了声，心里只惦记着陕北方位。

11月，延安凤凰山脚下的窑洞灯火点点。阎红彦把背来的密电码全背诵给中央，周恩来认真核对后说：“可以立即启用。”通讯畅通的当天夜里，西北军情、北方形势，一份份加密电报飞向莫斯科，多年阻隔被打通。

回望这段插曲，李立三的道歉并未抹去错误，却提醒后来者：个人决策一旦脱离实际，代价往往由普通战士埋单。而阎红彦的直言，也证明早期共产党人并非铁板一块，争论激烈，却都以成败利钝为度量。历史选择了那条更接近事实、也更接近人民的道路。

1947年春，阎红彦重回刘志丹烈士墓前，提到莫斯科一幕时轻声说：“老刘，话说直一点，总比藏着掖着强。”风吹过松柏，墓旁黄土簌簌落下，仿佛在回应这句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