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李讷托人询问诸城市委书记：能否让我母亲骨灰葬回故乡？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清晨，北京天空低垂阴云，毛泽东遗体告别仪式即将开始。身着黑色列宁装的李讷站在灵柩旁，紧握母亲江青的手臂，没有落泪，只是攥得发白。那一刻，她心底生出的念头，是“以后母亲怎么办”。二十年后，这个念头终于变成现实的抉择：她要把母亲送回山东诸城，可行吗？

提起李讷，多数人只知她是伟人最小的女儿，却少有人了解她与母亲之间那段绵长而纠结的情感。李讷一九四〇年出生在延安凤凰山下，一出生便让年近而立的父亲眉开眼笑。战火尚未停歇，父亲却在油灯下翻检《论语》，为她起了一个带着期许的名字——“讷”，一句“敏于行”，愿女儿笃行笃实。幼时的她常被父亲抱在怀里走土坡小径，听父亲低声吟诵诗句，那是紧张岁月里少有的悠闲。

女孩成长并不缺爱，却少了安稳。北上入京后，她被安排进寄宿学校，开始与父母聚少离多。毛泽东反复叮嘱：“到学校去，别提自己是谁家的孩子。”李讷谨记此言，三年困难时期，仍与同学一起排到食堂吃杂粮馍，警卫员劝她回家改善伙食，她只笑笑。江青却常偷偷站在门口看，心疼得直抹泪。

进入六十年代，李讷成绩优异，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此时母亲的护女心更重，暗暗琢磨给她物色对象。一次开会，江青偶遇浙江美院学生张永生，斯文挺秀，言谈不俗，她眼前一亮，立刻生出念头。几天后，张永生在钓鱼台的花径里遇见了被“喊”来散步的李讷。“你好，我叫张永生。”他掩不住喜色。李讷听得出那份谄媚，浅笑回应，却已决定止步于礼。晚饭时，江青兴冲冲询问，李讷摇头，“不合适。”毛泽东丢下一句：“喜欢就处，不喜欢拉倒。”这句话替女儿挡下后续的逼迫，却把母女关系推向低谷。

为了躲开绵绵不断的相亲话题，李讷申请去五七干校劳动。一九七二年，她背着行囊到了江西抚州。泥泞的田埂、简陋的工棚、粗茶淡饭，都没能难倒这个自幼历经磨砺的女孩。倒是招待所里一个叫徐庆全的青年，引起了她的注意。小徐出身农家，人憨厚，话不多，却肯帮她挑水、修理铁锹。长夜微灯下，二人聊到诗词，聊到山村儿时的竹马声，感情迅速升温。

婚讯传到北京，江青断然否决，“他是农民，你日后如何安心？”李讷不让步，“我嫁人，不嫁身份。”毛泽东闻讯淡淡一句：“群众里也有宝。”在父亲的支持下，婚事成了。可婚后不到一年，柴米油盐让两颗心渐行渐远。李讷怀着身孕提出离婚，江青这次没有责骂，只问一句：“身体要紧。”母女对话简短，却化解了积年的刺痛。

一九七六年秋，毛泽东离世。三个月后江青被羁押，李讷的世界再次坍塌。孩子体弱多病，她白天抄写文稿维持生计，夜里守在病床旁。好友李银桥和姨母韩桂馨不忍，牵线搭桥，把当年在中南海当警卫的王景清介绍给她。王景清早年随部队南征北战，闲时写隶书，画墨竹，性情沉稳。两人从对书法的讨论聊到旧事，彼此惺惺相惜。经过几年相处，八十年代中期，李讷与王景清低调完婚。江青隔着高墙得知消息，向律师转话：“她若幸福，我就放心了。”这句话是母亲最后的祝福。

一九九一年五月，江青自尽于看守所。国家出于种种考虑，将骨灰暂厝八宝山。李讷多次提出安葬事宜，始终未得回复。母女情深，虽隔生死，思念却越来越重。进入一九九六年，儿子已上高中，李讷下定决心，“再拖，怕是心病难解。”她托昔日同事转话给时任山东诸城市委书记闫长贵：“若可行，想把母亲葬回诸城老家。”闫长贵见信，马上回电：“凤凰岭新辟墓地，松柏成行，可供立碑，一切由你定。”短短几十字，让李讷热泪盈眶。

可理智很快占了上风。北京到诸城，相距六百余公里，祭扫要折腾一整天。王景清劝道：“来回奔波，风雨无阻，你吃得消吗？”他怕她旧疾复发。李讷沉默良久，终决定放弃迁葬。北京西郊福田公墓地势安静，她挑了面向西山的坡地，那是母亲年轻时最爱拍照的方位。墓碑只刻“李云鹤”三字，下款写着“女儿、女婿、外孙敬立”，不提江青二字，也未标注“毛泽东遗孀”的头衔。问及缘由，她淡淡一句：“娘想要清净。”

此后，每年清明与深秋，福田公墓都会见到两位身影。简单菊花数枝，擦拭碑面，低声说几句家常，便匆匆离去。有人认出了她，“您是主席的闺女？”李讷只是点头，随后把花插好，转身下山。她从不烧纸，不放鞭炮，理由朴素——母亲生前畏烟味，也嫌吵。

回想半生，李讷在江青面前倔强，在毛泽东面前乖巧。两位长者的爱，一如太行山风，一如湘江水，暖而不言。她曾经以为自己被严格要求，失了自由；待到双亲离去，才知这份严格背后，是家国一体的信念，是对后来者最深沉的期许。如今福田公墓里那块素朴小碑，静默地矗立着，见证着一段动荡岁月里最普通又最不平凡的母女牵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