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坑道唯一女兵，26年后在纽约餐馆，被当年美军战俘一眼认出

一九七九年初秋的黄昏，曼哈顿第五大道灯火闪耀。南京市政府出差团成员刘禄曾推开一家意式餐馆的旋转门，还没等落座，一个满头银发的男士突然起身，激动地低声喊出中文：“刘小姐？！”这一声呼唤，将她的思绪拉回二十六年前那段硝烟弥漫的冬夜。

一九五零年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时年二十二岁的刘禄曾刚从东吴大学法律系休学报国，带着上乘的英语水平，被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工科留用。她的行囊里只有两套军装、一把手风琴、一册中英文对照的《论语》，以及母亲叮嘱她“多读书，心才不会怕”的手写条幅。

初到朝鲜，志愿军随队翻译的生活远比课本上的法典枯燥与残酷不知多少倍。美机的吼声在头顶盘旋，炸弹将白雪翻成焦土。她第一次见到被炸断手臂的通讯兵时，胃里翻腾。可在战友短促的“别怕”里，她咬牙咽下眼泪，迅速投入审讯与宣教工作。

审讯室常设在半山腰的窄洞里，火烤泥墙散发出潮味。面对一名少校飞行员，刘禄曾并未“板起脸”。她递上一支掐了过滤嘴的香烟，用近乎家常的口吻聊起纽约百老汇。“你们也听周末爵士乐？”对方怔住，片刻后吐露出机场架机轮换表。情报送达兵团指挥所，仅七小时后炮火精准覆盖。

转年春季，她开始尝试广播心理战。磁带播放的是她柔和的英音：“中国军人尊重生命，你们的家在远方。”她还用上海口音英文朗读几封美军寄不出的家书，再对照俘虏在志愿军病房中接受治疗的照片。有意思的是，次夜敌军阵地里哨声杂乱，三名士兵摸黑投降。

一九五二年十月，上甘岭鏖战爆发。坑道狭窄，地表平均每小时挨两百发炮弹，男兵更换防毒面具都嫌麻烦，可刘禄曾却主动请缨抵近前沿。政治部起初犹豫，最终还是批准。她背着扩音器跟随运输班员穿越夜色，脚下的石砾在碎炮片间发烫。

坑道最深处距敌前沿只有二百米，空气混杂火药与血腥。她用铁丝固定长波收音机，调到美国短波电台，再随手拨响手风琴。连续数日，扩音器里传出轻柔歌声与“停火谈判已在板门店进行”的最新进展。志愿军伤员在爆震间握拳默唱，敌军一侧却出现一条白布。后来统计，四十余名美军士兵通过这条沟道举手走来，其中就有餐馆里的那个伯特纳。

彼时伯特纳不过二十五岁。审讯时，他抱怨自己“只是西弗吉尼亚的矿工子弟”。刘禄曾递上热水：“战争结束后，你依然能回矿区，也许还会开家小餐馆。”这句话被记录员听见，觉得稀奇，却没想到真会成真。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停战协定签字。板门店上空阴雨绵密。刘禄曾用英文宣读《战俘遣返公告》，随后对扩音器说：“战争到此为止，让活着的人回家。”这句话没有技巧，却在坑道回荡。战士们说，那天炮声听起来都像是远了。

回国后，她被调至南京外事科。翻译、接待、审证，日程排得满满。多年间，那段战地记忆像被翻页的旧书，一直没彻底合上。直到一九七九年，她随旅游考察团赴美。

再回曼哈顿的餐桌。伯特纳此刻已是餐馆老板，体重至少比当年多了二十公斤。两人短暂寒暄。伯特纳将店里最好的托斯卡纳红葡萄酒摆到桌上，说：“那时你告诉我，人可以选择善良。现在轮到我请你吃顿饭。”这段对话，成为在场华侨口口相传的逸事。

刘禄曾并未久留，工作行程不允。离开时，她把餐巾叠成信封模样塞进手包，写了八个字：“勿忘此夜，共守和平”。飞机起飞前，她透过舷窗望见自由女神像的火炬，灯焰与二十六年前一枚降落伞的信号弹相互重叠，彼此沉默。

刘禄曾后来回忆，上甘岭坑道的夜和纽约的夜同样喧嚣，不同的是前者有炮弹，后者有车流。两种声音都提醒人们，和平其实很脆弱，需要被看护。如今她已离休多年，当年战地的笔记依旧整齐地放在抽屉里。纸张泛黄，字迹依稀可见，却足以证明一个普通中国姑娘在国家需要时的挺身而出，以及由此点燃的跨越半个世纪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