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朱镕基接见美国一公司代表，叹气问：我付多少钱你才愿意回来

1948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清华园里比往常更热闹。静斋宿舍三层的一间小屋灯火通明，十来位学生围坐一桌，讨论刚刚油印出的《晓露》。他们悄声朗读马列著作，轮流批注，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兴奋。组织者之一朱镕基说：“咱们不只写文章，还得想办法把国家的路走得通。”当时的他二十岁出头，仍是电机系的学生，却已习惯在工学与时事之间来回穿梭。

这间狭小的屋子里，还有一位安静的旁听者——大一新生李山。那时没人想到，半个世纪后，两人会在中南海以“总理”和“代表”的身份再度相逢。小集体的活动结束后，李山悄悄记下一句批在墙报上的话：“为苍生立命，为生民立业。”这八个字成了他离开祖国后始终惦念的灯塔。

1951年，朱镕基带着清华毕业证踏上前往东北的列车。计划室、计委、能源口、经委，一路向上，文件与数据成了他新的课本。工地、厂房、调研现场，他风尘仆仆，常对技术员说：“账面再漂亮，也要落在机器转动的那一刻。”同事回忆，朱镕基批文件像刀切豆腐，言简意赅，却从不放过一处漏洞。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管理的缺位越来越刺眼。1984年，经管学院在清华挂牌，校方想找一位能把理论与实践扣在一起的院长，名单几经辗转还是落在朱镕基名字上。那年他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公务缠身，却隔三差五挤时间回母校，陪学生推公式、谈项目。课间，他常提醒学生：“经济学别只顾算模型，要盯着工厂烟囱冒不冒烟。”

李山就在那几届学生当中。课堂上，他把麻省理工的录取通知递给朱镕基，师长摸了摸信封，半开玩笑地说：“去吧，早去早回。”1990年，李山飞往波士顿深造，随后进入瑞信、再跳到高盛，几年间从分析员做到执行董事，年薪翻了又翻。华尔街灯火璀璨，可只要提起母校聚会，他总第一个报到，说自己“还欠清华一堂选修课”。

时间掠到1997年2月10日，紫光阁外寒梅正开。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迎接美国高盛投资银行代表团。握手时，他忽然发现排在中段的那位亚裔男子格外眼熟。“李山？”他愣了下，随即笑了。宾主落座后，朱镕基却轻轻叹了一口气。短暂的交流后，再次停顿，他抬头直视旧日门生：“我付多少钱你才愿意回来？”屋子里略显尴尬，代表团翻译没敢出声。

“总理，薪水不是问题，只要能做对国家有意义的事。”李山站起身，声音有些发紧。朱镕基抬手示意坐下，“我不是责备你，华尔街很锻炼人，但国家正缺懂金融的行家。”这几句对话，用不上十秒，却像重锤敲在李山心口。离京那晚，他在宾馆反复回想课堂上听过的那句话——“管钱先管制度”。

几个月后，纽约曼哈顿的晨曦里，李山在办公室完成离职手续。原本等待他的，是高盛上市后至少数百万美元的期权，他却挑选了另一条路。1998年春，他带着家人回到北京，加入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负责国际业务。从那天起，他成了资本市场与宏观决策之间的纽带，参与国企改革、H股上市、外汇管理体制完善等多项议题。李山常被问及缘由，他只回答：“欠老师的那堂课，到现在才补上。”

同一年，朱镕基接过国务院总理的担子。宏观经济过热、银行坏账攀升、外汇储备捉襟见肘，任务堆成高山。部长们回忆，他在会议室里连轴转，常把夜灯开到凌晨。面对赤字，他强调“要过紧日子”，还引用老行家话：“算盘拨得清，粮袋子才填得满。”对腐败，他下令查大案，“苍蝇老虎一起打”。制度的螺丝上紧了，通货膨胀率逐年回落，财政赤字被压缩，工人下岗再就业工程也随之推开。

值得一提的是，在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档口，像李山这样“空降”回国的专业经理人超过千人，他们在券商、投行、监管机构各就其位。有人笑称，这是“紫光阁一声叹气”吹来的东风。事实上，这阵东风背后是整个国家对人才的渴求：懂市场规则，熟西方制度，又心系家国。

2003年春，朱镕基离开中南海前，特地给清华经管学院写了九个字：“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大学。”李山拿到复印件时，已成为CICC并购部负责人。他把这九个字贴在办公室门后，每次推门都能看见。有朋友劝他多顾自己，他摆摆手：“先让企业站得稳，我那点个人得失算什么？”

此后十余年，中国资本市场从蹒跚学步到逐渐成熟，背后有无数类似李山的身影。有人把他们称作“海归金融兵团”，也有人把他们视作改革弄潮儿。无论称谓如何变，1997年那声微不可察的叹息，始终在他们心里回响——那是师长的召唤，也是时代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