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些“任性”，有意见就辞职，辞过团长、师长，挽留不住少打仗

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夜，沈阳刚刚宣告解放，北陵方向的寒风卷着硝烟往城里灌。时任辽西某独立师师长的王兆相站在城头，看着城内昏黄灯火，心里却并不踏实。他原本不该出现在这里——按照最初的编制，他本来属于林彪手下那支以攻坚见长的六纵十八师。若不是两年前的那场“赌气”辞职，这次辽沈战役的主力序列里，理应有他的位置。

王兆相出生在陕北横山县，和很多陕北子弟一样，少年时被白色恐怖逼得无路可走。一九三二年，他为红军当交通员，常背着布袋穿行山岭，好几次命悬一线。后经谢子长、刘志丹引荐，他踏进了红二十八团的队伍，先做警卫，紧接着投入神府根据地建设。这段历练，让他养成一种直来直去的脾气——行就行，不行转身就走。

一九三六年春的响水梁战斗，是他第一次“闹情绪”。那时他已是红三团团长，正面迎战榆林守军。激战三昼夜，一连子弹消耗过大，缴获寥寥；二连却战机好，捞到满背包弹药。王兆相考虑全局，命二连匀给一连，可二连连长执拗，说什么也不愿。王兆相当场发火，批评连长不顾整体。没想到事后二连越级告状，特委书记赶来开会，说要“整团结”。王兆相觉得面子挂不住，顺口就把团长职务往桌上一撂，提出去延安学习。特委书记竟一口答应，他的团长就这么丢了。

离开前夜，老战友悄声问他：“后悔吗？”他摇头，却低声嘀咕一句，“总得让他们知道规矩。”那天月色惨白，他扛枪走出驻地，成了第三次被动回乡的红军干部。几个月后，他又被重新调回前线，挂了个神府特委军事部副部长的牌子，火头依旧没灭，却只能埋头干活。

抗日战争期间，王兆相在三边地区带部队打游击，性子仍旧那般倔。战友们背后说他“张弛有度”，也有人说他“有点轴”，可没人否认他用兵果决。西北野战军进入东北后，他被编进六纵十八师当师长。六纵部队号称“南昌起义衣钵”，十八师虽是后来组建，却靠硬仗闯出名头。王兆相到任才半年，就迎来了一九四七年“三下江南、四战四平”里最艰苦的一役。

四平街西南角那片谷地，十八师从拂晓打到黄昏，整整攻了十七个山头，伤亡近三千人。纵队主攻任务没能一步到位，指挥部事后总结，只表扬兄弟部队，批评十八师“突破不力”。王兆相胸口憋着火，在纵队会址里重重一拍桌子：“首长，我申请调离！”短短十个字，把屋里空气都震住了。刘亚楼闻讯赶来劝他，“老王，部队离不开你。”他却反问一句：“舍不得我，为何不给兵补充？”语气平淡，却已无回旋余地。

这一次，挽留没有成功。王兆相被批转后方，先到兴城军分区，又接手新组建的某独立师。独立师从老区抽来的兵源多，作战经验却薄弱，他干脆拉着部队再练三个月，实弹射击、夜间行军，样样比照主力。辽沈战役里，独立师主要担任围困长春和接防沈阳的任务，枪炮声震耳欲聋，却没有体验“攻坚第一梯队”的快感。战后军委让他留守沈阳，负责城防，他却再次提出南下要求。组织这回没有拦，队伍在四九年春随第二野战军一路入湘剿匪。等打完湘南一带的土匪，津浦线以北的炮声早成往事，王兆相又一次与大决战擦肩而过。

事后有人替他惋惜：若非两度辞职，他的军功簿上还会添多少星星？但了解他脾气的老部下却说：“王师长认死理儿，不想委屈自己。”或许正因这种倔强，他在战场上敢拍板、敢亮剑，可同样的倔强，也让他与若干次关键战役失之交臂。

建国后，王兆相出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带队下乡搞农田水利，一干就是几年。部队旧事提起，他只淡淡一句：“少打几仗，命保住了，也不亏。”只是每逢战友来信提起辽沈和平津的热血往事，他总会沉默片刻，把烟头摁进烟灰缸，再去操场看新兵练队列。

翻完王兆相的档案，人们常在评语栏里看到两行字：性情耿直，刚烈过人；遇事好走，不言悔。前一句送他上沙场，后一句让他在功勋簿上留下空白。命运经常这样，以人性的尖棱角，刻下不同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