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没有为冯道翻案

冯道的道德形象，每个人的关注点不一样，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这是自然的事情。言说者可以根据史料，裁剪包装，将冯道“描述”为符合自己认识框架的样子。但是，在描述冯道的过程中，言说者经常引证他人，以佐证自己的命题。比如，最近有学友为了论说自己心目中的冯道，将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拉入到自己的论证框架中，他们认为顾炎武曾经为冯道翻案，并将顾炎武曾经区分“天下”与“国”，作为推理依据。这种说法既不符合顾炎武的道德主张，也误解了顾炎武的文本原义。

顾炎武

一、顾炎武不齿冯道

顾炎武对冯道的评判，史书俱在，不难检阅。仅以《日知录》和《日知录之余》为例，检视两书中有关冯道的几处引述，可以发现顾炎武并无为冯道辩白的意思。

其一，《日知录》卷七《古者不为臣不见》，顾炎武说，“后世之人，必有如胡广被中庸之名，冯道托仲尼之迹者”，此句将冯道与东汉时期“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的胡广并称，认为他们不过假借孔圣之名，逢迎君上，私怀利禄而已。

其二，《日知录》卷十三《廉耻》开篇即引欧阳修《新五代史·杂传第四十二》对冯道的评论，继而引出“四者之中，耻尤为要”，“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等命题。顾炎武在此显然同意欧阳修对冯道作“无耻”的评价。

其三，《日知录》卷十八《李贽》引《神宗实录》中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对李贽的弹劾疏，指责李贽“以冯道为吏隐”。顾炎武在按语中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他当然不会同意李贽对冯道作“吏隐”的高度评价。

其四，《日知录之余》卷二《奴告主》引《新五代史》中的《史弘肇传》和《李崧传》，这两篇传记中记载了李崧被奴仆葛延遇诬告为谋逆作乱，自诬服罪，后经朋友帮助，奴仆最终被杀的故事。冯道在此案中的作用是曾以“数经赦宥”的理由，阻止诬告者受到处罚。

总之，在顾炎武的文本中，冯道的道德形象没有被正面书写。

二、被误解的保国与保天下

有学友认为冯道在具体政治环境中，体恤百姓，照顾民生，符合顾炎武所说的“保天下”，而非“保国”的民本思想。他们引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中的这两句话作为依据，“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但是，结合《正始》宗旨，将这两句话理解为顾炎武主要阐发了民本思想，至少犯了三重理解错误。

第一，误解了顾炎武所说的“保天下”。“天下”一词固然有多重义项，现代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使用。但顾炎武自己说得清楚明白，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为“亡天下”。他将魏晋时期正始年间称为“亡天下”，并解释道，此时“教沦于下”“天下无父无君”。也就是说，纲常沦丧、君臣失序、人兽等同是“亡天下”的核心内容。由此可见，在顾炎武的视野中，天下的核心内容是纲常秩序，而非百姓小民。只有在纲常的秩序中，百姓民生才能具有一定的位置，可以想见，民本是纲常的副产品，远非核心内容。学友将“天下”理解为“百姓”，将“保天下”理解为“保百姓”，岂可说准确把握住了顾炎武的核心思想？

第二，误解了顾炎武视野中匹夫与君臣的保国责任。

顾炎武没有否认匹夫的保国责任，他区别了天下与国，但没有将天下与国对立，事实上顾炎武在维护王国统治与维护纲常之间，没有二选一的对立思维。他说，“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在顾炎武的逻辑框架中，“保天下”与“保国”高度统一，以“保天下”实现“保国”是一条清晰可见的逻辑线条。

顾炎武没有否认，也没有减轻君臣的保国责任。在“保天下”与“保国”的对比中，似乎“保国”不如“保天下”责任重大，但是，国是天下的寄主，是天下的具体承载者，不言而喻，国当然重要，肉食者的保国责任当然重大。顾炎武没有说“国”不值得去保，“亡国”值得赞颂。顾炎武表彰了众多肉食者为具体王朝牺牲甚至殉国的行为，批评了历代王朝中，诸多君臣没有完成肉食者的“常职”。对于那些“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的官员，顾炎武正面论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三，误解了顾炎武视野中君臣对风俗教化的重大责任。

匹夫对天下兴亡负有一定责任，不意味着肉食者对天下风俗没有责任。恰恰相反，顾炎武认为，相对于匹夫的责任，君臣等掌国者对风俗教化具有更重的责任。《日知录》第十三卷前五篇的文章，分别论述周末风俗、秦代风俗、两汉风俗、魏晋风俗、宋代风俗，里面陈述了君臣对风俗的正反作用。顾炎武在《廉耻》篇引罗仲素语，认为“教化者，朝廷之光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可见，顾炎武赞同朝廷君臣对天下风俗的演变具有决定作用，这当然和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相关。还以《正始》为例，顾炎武反问到，“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这里的“林下诸贤”是普通的匹夫百姓吗？同样，冯道当然不是简单的“匹夫”，他显然具有“肉食者”的政治属性。冯道是否承担起天下教化的责任，成为天下百姓效仿的道德榜样，顾炎武有自己的答案。

三、被错误引证的顾炎武

顾炎武对冯道的认知和评判，受到时代的限制，不离纲常框架。总体而言，他没有为冯道翻案的文字，也没有为冯道翻案的动机。现代学友从民本的角度善意地理解冯道，引顾炎武为同调，情有可原。但从顾炎武所说的“保天下”和“保国”、“肉食者”和“匹夫”的命题里找依据，恐怕是南辕北辙，找错了证人证言。一来，包括顾炎武在内的古代儒家思想家，多有民本思想，这点不可否认，但是民本之上，他们有更宽宏、也更在意的思想主旨。二来，顾炎武政治思想的性质，长期以来被宣传为启蒙思想，但是，对这一思想性质的判断，并不能直接套用于顾氏对冯道等具体历史人物的月旦。对顾炎武的误解和引证，伤害了自身的论证效力，其结论也大打折扣。

顾炎武同时代的好多学者，比如王夫之，同样没有为冯道翻案。或许顾炎武等人误解了冯道，但现代学人没必要误解顾炎武。顾炎武是清代实学的开创者，他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并没有过时。

魏朝利（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