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女少尉王庆莲晚年称：共产党养我31年，我从内心里感激共产党

一九七八年深秋，杭州的冷雨刚停，五十岁的王庆莲在县城干部宿舍收到了一纸通知：有关她“历史问题”的复查结论已经作出——撤销原有的“反革命”结论，恢复名誉。屋子里陈设简陋，灯泡忽明忽暗，她盯着那张薄薄的文件愣了许久，像忽然从漫长的灰暗日子里被拉回阳光下。多年以后回想，她说：“那天我才真正觉得，命运的车轮拐弯了。”

王庆莲生于一九二八年四月，浙江江山。父亲早逝、家境贫寒，是抗战把她推上了另一条路。日军入江山时，村口的房子被烧成焦黑，母女俩靠糠菜度日。饥荒、战火，看不见尽头。十四岁的她正在乡学念书，母亲听说“中央军校招生考试包吃包住还给薪水”，一咬牙替女儿递了报名表。她后来才知道，那支队伍就是国民党军统的招募小组。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名江山子弟被挑选北上；其中仅有四名女生，王庆莲是最小的一个。到达陪都重庆时，她才发现所谓“军校”是军统局本部译电科的临时培训班——十几天打基础，熟背莫尔斯电码，剩下全靠边干边学。考核通过后，她被发了一套浅蓝旗袍，却被明确告诫：“穿便衣，别显眼，更别化妆。”对一个爱美的十五岁姑娘而言，这条纪律像无形的锁，可她也看得出，保密是这支机构的命脉。

译电科办公地点设在磁器口一处不起眼的印刷厂，门口只有一块写着“民生纸品社”的木牌。年轻译电员们坐在嘈杂的铅字机旁，一行行抄录、套打密本，再把密码本送上层。王庆莲回忆：“纸张上满是油墨味，一不留神就把自己弄成‘大花脸’。”可她知道，每一页代码都对应着战场上的生死。半年后，她被调回本部，领到准尉衔，薪饷却按少尉发，算是一份天大的好差事；在物资紧俏的重庆，能吃到白米饭已经足够让人嫉妒。

有意思的是，局里几乎清一色“江山帮”。戴笠、毛人凤，乃至译电科四个股长，全是同乡。办公室里大家说方言，外人一句也听不懂，这层天然屏障让情报泄露风险骤降。可内部的戒律也翻倍严格：不准擅自外出舞厅、不准恋爱、不准透露身份。偏偏王庆莲活泼好动，喜欢跳舞。每逢夜幕低垂，她套件便装悄悄溜进山城的小舞厅，步子飞快，心里却打鼓。一次被同事撞见，对方低声提点：“再被逮住，可不是关几天渣滓洞那么简单。”她笑嘻嘻答：“兵来将挡嘛。”

一九四六年八月，她突然递了长假条——原因简单却也微妙：与顶头上司姜毅英发生冲突。姜在军统以雷厉风行著称，对下属衣饰都要管，曾因为王庆莲偷偷抹口红，直接记大过。矛盾累积，终致告别。此后她回乡探母，辗转在家乡办事处混日子。三年后，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老部队催她去台湾，她的回答干脆：“我妈在这，我不走。”这一留，命运巨变。

一九四九至七十年代的政治风浪中，王庆莲被贴上“黑五类”标签。街头批斗，她被推上台，要求交代在军统“杀人放火”的罪行；她抬头望着台下的乡亲，嗓音嘶哑：“没杀过人，只打过电报。”没人信。丈夫汪含芳——同为江山人、黄埔军校出身——也难保自己，两人困守乡间，一度以编草帽换粮。多年后追忆这段经历，她淡淡一句：“活着就是胜利。”

转机出现在一九七九年初。中央文件明确：对历史问题重新甄别。六月，汪含芳平反，分配到塘栖饮服公司下属冰棍厂当仓库管理员。年底，王庆莲亦被落实政策；乡下“务农”二十三年全算工龄，退休金三十九元，别小看这数字，当时能维持一家温饱。朋友半开玩笑：“真成了国家养的人。”她摆手：“养我？是国家还我一笔账。”

二〇一二年早春，杭州一所老年公寓迎来几位采访者。头发花白的王庆莲穿着素色毛衣，脸上隐见当年少女的清秀。有人问她，对往事还记恨吗？她慢悠悠倒茶，想了想，说：“话得两头说。军统给了我年轻时的饭碗，但新政府让我安度晚年。算下来，‘共产党养我三十一年’，够意思。”

“那三十一年有亏欠感吗？”记者追问。她干脆：“感激是真心的，把话写进去没关系。”

身世坎坷，使她对家庭格外柔软。她曾悄悄问最小的儿子：“妈妈那些年管不了你，你怪不怪？”孩子当时不过十二岁，抬头笑了笑：“不怪。”一句轻轻的话，比任何评语都重。王庆莲说，那天感觉胸口一块大石落地，“人活到老，不就求个心安。”

值得一提的是，王庆莲的档案里，军统时期的电文、工号、待遇记录依旧保留。研究者翻看后发现，她确实从未被派外勤，主要任务是校对密码、打印密本，偶有转译东北、华南的战场情报。所谓“最后的女特务”一说，更多是媒体话题。她本人对此淡淡一笑：“叫法而已，能吃饱穿暖才是真的。”

晚年生活极为朴素。退休金涨过几次，她仍坚持用旧毛衣，午后背着双手在公寓小径晃悠，偶尔哼一段三零年代的中外舞曲。邻居好奇，她便讲几段在山城舞厅偷舞的逸事，末了补一句：“年轻啊，拦不住的。”

对于戴笠与毛人凤，她从不愿多谈，只评一句：“那是另外一个时代的人和事。”提到译电科的同乡，同事大多散落台湾或北美，她手里还有几张泛黄合影——中山装的男青年、淡色旗袍的女孩，笑容拘谨。照片背面，她用铅笔记着年月，下面画两朵山茶花，再没有更多说明。

二〇二〇年，王庆莲九十二岁，在医院静静离世。遗物中，一本自制的小册子最引人注意：第一页写着“记年谱”，第二页用红笔划一句话——“生也在风口，死亦随风止。感恩而去。”简单八个字，留给后人广阔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