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地下党受刑时拒不招供，在毛森带来一人后，才知身份已暴露

1949年10月13日夜里，厦门岛外海面炮声隐约，守在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特务却没有一丝松懈。坐在潮湿地面的刘惜芬，脚腕上还滴着血，墙角昏黄的灯泡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清楚，再撑两天，解放军就会登岛，可也清楚，敌人可能等不到那一刻。

这座看守所外墙上仍能看到日伪时期留下的弹孔。十二年前，正是这些弹孔让十四岁的刘惜芬第一次体会到战火。她出生在厦门鼓浪屿，母亲给大户人家打杂，家境窘迫，经常被呼来喝去。1938年春，日本海军炮击厦门，街巷浓烟滚滚，“要活下去，还得学门手艺”，母亲的话转眼成了现实。第二年，她考进日人办的博爱医院见习，一身白大褂让她暂时摆脱贫穷的标签，却无法摆脱殖民者眼里的蔑视。

“楼下那些中国人太臭，别靠近他们。”一个日本军医曾这样呵斥。刘惜芬没忍住顶了回去，“各国都有自己的味道，日本人也一样。”护士工牌差点被扯下来，那股火种却在她胸膛里越烧越旺。1942年，她偷偷为被捕的抗日志士送药，第一次与地下党接触。组织考察后发现，这个瘦小姑娘胆大心细，于是安排她负责转运药品和情报。

厦门是闽南门户，国民党固守虎头山炮台，与金门相互呼应。1948年秋，解放军沿闽江南下，岛内谍报成为制胜关键。刘惜芬摇身变成交际场上的“吴小姐”，一袭旗袍，口袋里却揣着暗号本。她常在鹭江酒吧与国民党海防处军官拼酒，酒过三巡，假装醉意朦胧，实则暗记军舰吨位与出港时间。有时候深夜回到宿舍，她就把刚听来的数字反复默背，生怕遗漏。

同年冬天，她登上虎头山要塞。那天雨大，城墙陡滑，她抓着麻绳翻进测距台，拇指被石缝划得见骨。短短十分钟，她抄下火炮口径、射界表和备用弹药位置。任务完成后，组织评估：这份情报可节省解放军两天的攻坚时间。对于战场，两天就是生与死。刘惜芬没去细想这一串冷冰冰的数字背后会救下多少人，只记得自己回到住处连夜烧掉渗满雨水的袖套，以免血迹暴露行踪。

危机却仍然悄然逼近。1949年9月，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头子毛森抵达厦门，奉命清剿潜伏人员。他调阅拘留名册，发现“吴小姐”出入要塞的记录过于频繁，下令蹲守。五天后，刘惜芬在轮渡码头被捕。上铐那一刻，她只说了一句，“浪快折回来了。”看守听不懂那句话，其实这是她与上线约定的暗号——敌人正在收网。

审讯室里，电椅、竹签、木棍轮番上阵。她被吊在房梁上，冷水一桶接一桶泼下去，仍咬紧牙关。负责动刑的军官不耐烦地问：“你要撑到什么时候？”她闭眼不语，胸口起伏却分外坚定。看守所的走廊很长，尖叫声一层层传来，似乎自成一个无底深渊，但刘惜芬始终拒绝写下半个字。

有意思的是，她在牢里反而多了听情报的渠道。看守爱吹牛，说“共军进城，咱们就把这些人全处理掉。”她便悄悄提醒同牢的工会干部：“越到最后越危险，能多学密码就多学。”人们在潮湿的砖地上排出阵型，拿稻草编的棍子假装枪械，演练突围，至少这样心里有点底。

九月末的一天，毛森带着一个新押来的男人直闯牢房。灯光下，那人左脸血肉模糊，右眼肿成核桃。刘惜芬只看了一眼，心头猛地一沉——是通讯员邹怀。对方踉跄着站定，费力挤出一句闽南话：“对不起……”没有第二句话。她瞬间明白，一部分联络网已被扯开。就在那一刻，毛森嘴角的冷笑说明了一切：敌人不再试探，而是来摧毁。

10月14日傍晚，炮火愈发紧逼，厦门上空硝烟浓密。刘惜芬被拖到院子里，皮鞭抽在她瘦弱的肩后，她却咬着木塞，一声不吭。特务指着她低声说：“再不说，明天就让你们一起去填海。”她抬头，眼神里没有屈服，只问：“海水会把你们的脚印冲干净吗？”那一刻，鞭子反而顿住，行刑人握鞭的手微微发抖。

10月15日凌晨，炮声已抵近黄厝海岸。守卫的士兵在风声中哆嗦，依旧奉命把17名犯人押向鸿山脚下的空地。月亮被乌云遮住，梧桐叶在脚下沙沙作响。行刑官嘶吼：“跪下！”刘惜芬却笔直站立，抬头看向东方。有人听见她低声念着：“太阳快升了。”枪声随后爆裂，回荡在山腰。

25岁的生命定格，但她留下的那摞手抄情报在翌日帮助攻岛部队迅速拿下炮台。厦门于10月17日解放，民众涌向街头，没有人知道三天前的夜色里发生过什么。直到1949年12月，寻找失踪同志的工作组在鸿山乱葬坑辨认出被害者遗骸，刘惜芬的衣袖里，还紧握着一截写满暗号的纸条，墨迹被血水浸成一团，却依稀能辨“全岛有望”四字。

1954年，厦门人民公墓在南普陀山麓建成。坟茔列队向海，刘惜芬与邹怀等17位烈士合葬，碑文只有寥寥十二字：“为人民而生，为信仰殉身，名垂闽海。” 新乐声响起时，浪花拍岸，似在替这群年轻人继续诉说未竟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