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一篇征讨檄文掀起全国激烈论战，汪东兴：哪个中央的意见

1978年5月10日凌晨两点，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夜还很凉，《光明日报》社的铅字机却吱呀作响。值夜的编辑王若水盯着刚刚排出的清样，心里直犯嘀咕——这篇被称作“特约评论员文章”的稿子，行文大胆，几近“放炮”，可偏偏又句句引经据典，严丝合缝。早春以来，党内外在为“两个凡是”僵持，谁都知道火药味越来越重，此时端出这样一篇文章，是要点燃什么？

11日清晨，报纸付梓。由于头版已被另一条外事电讯占据，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挤在头版下方，再续至第二版。排版师傅小声嘀咕：“这么重的料放这？够胆大。”谁也没料到，这一排，竟把全国舆论推上了浪尖。

头一天，读者的反应并不热烈。毕竟《光明日报》向来被认为是学术共同体的园地，多数人只当它是哲学随笔。然而次日一早，新华社突然全文转发，各地党报随后跟进，《人民日报》罕见地在显要位置转载。短短二十四小时，原本局限在知识界的讨论，以电讯和油墨的速度，向全国扩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二次爆炸”？原来，《光明日报》的老报人杨西光心知肚明：若要把论战推向公众，就不能仅靠学术圈内的回声。他悄悄给各家媒体搭线，“这是胡耀邦同志审定的，你们放心发。”一句话点燃了传递链。新华社编辑权衡再三，决定顶着风险一试；《人民日报》更是直接突破惯例。就这样，散布在各地的印刷车间一起轰鸣，纸张携带着新思想的电火花。

舆论迅速升温，也惊动了高层。12日深夜十一点，《人民日报》总编室的电话骤然响起。胡绩伟接起话筒，只听那头传来一连串激烈的责问：“这篇文章影响很坏，简直是‘砍旗’！”声音洪亮而急促，正是新闻口“老大哥”吴冷西。胡绩伟一手扶电话，一手飞笔纪录，他清楚，对面那人绝非仅代表个人情绪。挂断电话，他立刻复印一叠记录，“这玩意儿分分吧，让大家看看。”

第二天清早，这通电话的誊录件像长了翅膀，飞进了几乎所有中央机关的文件袋。一些原本没顾上细读文章的人，一下子被惊动——要不是吴冷西如此“义愤填膺”，恐怕这篇评论员文章还真难在官场里掀起巨浪。许多老同志私下揶揄：“这电话可立功了，要给他算稿费。”

就在同一上午，胡耀邦的客厅里来了位老首长，推门便说：“文章把高层分歧摊在桌面，难免让人担心团结。”胡耀邦听罢，扶了扶眼镜，平静回道：“理论问题不冲锋，怎么开路？”一句话，把僵硬的空气切开了缝。

气氛的升级，真正出现在5月17日。那天，中南海勤政殿的小会议室里坐着几位政治局成员。汪东兴端起茶杯，开门见山：“这篇文章的要害，是把毛主席思想当‘枷锁’。署名特约评论员，可是‘约’了谁？我没看过，也没审过，怎么就发了？哪个中央的意见？”语气里透着难掩的质疑和怒意。

汪东兴接着抛出连环问，引来了沉默。旁边的华国锋微微皱眉，只说一句：“理论上的事，还是要慎重。”在那个会议室里，慎重二字一落，气氛更加凝滞。

与此同时，外面的舆论场早已风声鹤唳。中宣部部长张平化不得不把各省教育代表团团长留下“座谈”，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别看《人民日报》转载了，事还没定。”可越是这样“踩刹车”，越显得局势飘忽。电话、传闻、小道消息交织在一起——有人嚷嚷《人民日 报》挨批了，有人谣传作者已被“请去谈话”。一时间，北大全校留意报刊动向；在工厂的黑板报前，老工人围成一圈，“实践”这个词不再只是田野里的劳作，而成了衡量真伪的标尺。

5月下旬，邓小平出面讲话。此时距他重返工作仅半年多，却已成众多改革诉求的依靠。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实践出真知是真理。几句平实的话，分量千钧。“话都说这么明白了，该怎么理解，还用我多说吗？”会场里不少干部的神情松动。

在另一条战线，《红旗》杂志迟迟未表态，让关心此事的人等得心焦。直到十月，借毛泽东诞辰八十五周年之机，组织上请谭震林撰文纪念。谭老将军拿出手稿，第一句话便是：“我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编辑吓一跳，连连说：“这话分量大。”谭震林抬头笑了：“有啥好怕？有人要辩论，让他来找我。”

稿子送审，桌上堆满了《红旗》杂志的清样。华国锋阅后圈了同意，李先念在旁加了句“可用”，邓小平则挥笔写下“应发”。汪东兴审到时略皱眉，但面对众意，也只能在末尾写道：“照登。”至此，理论刊物的沉默被打破，全国性讨论再添一把火。

这一年秋冬，省报、学报、军报如同接力，围绕真理标准、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话题展开多轮交锋。有人痛陈“两个凡是”束缚思想，有人坚持“不能让旗子落地”。人民内部的争论，表面见词锋，底层却是对前途的焦灼探寻。

争论最焦灼的二十天里，资料室的电话几近被打爆。来自部队、工厂、农场、大学的读者，一边索要原文，一边要最新批评。邮局统计，《光明日报》增订量在六月翻了近一倍。书报亭师傅说：“有票子都不一定订得到。”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在高声喧哗。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在上海治病，耳闻目睹，却很少公开发言。“不吵才怪，”他对探病者淡淡地说，“但非得把问题弄明白。”这种沉稳，给不少年轻干部吃了颗定心丸：争论归争论，方向终究要在党内统一。

时间推移到十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气息已大不同。经历一年摸索，全党上下开始认识到，如果连“实践能不能检验真理”都拿不定，谈何赶超世界？华国锋走上讲台，声音略带沙哑：“去年提出的‘两个凡是’，表述不够妥当。”此话一出，会场静得连笔尖触纸都听得见。接着，汪东兴也向代表们说明，他对文章的批评带有片面性。掌声没有轰鸣，却也不冷场，像极了冬日清晨的阳光，沉静中透着暖意。

从此，割裂十年的理论坚冰开始松动。教育部恢复高考才“满周岁”，全国高校却已人声鼎沸；老专家、老学者再次走进讲坛，他们抖落尘封的资料，带着年轻学子谈量子力学、谈孟子，也谈西方管理学。各行各业的“白卷”年代，就在那辆嗡鸣的铅字机旁划上句号。

回首那通“很坏很坏”的11点电话，人们渐渐明白：历史有时候偏爱误打误撞的推手。吴冷西当夜的激烈训斥，本意是封堵，却成了扩音器。矛盾公开，才让所有人意识到“真理”的天平需要新的砝码；而当年青的、年老的、在岗的、下放的无数双眼睛一起盯着报纸时，任何背对现实的禁令都显得苍白。

当然，论战并非终局。它只是开启了后续更深层次的政策调整、思想解放和经济体制变革的序曲。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落款印着新中国再次“入场”的日期，1980年春天的经济特区调研刚刚启动——如果没有1978年那场惊心动魄的较量，这些迈步未必如此果决。

有人问：“当年那篇文章是不是故意挑衅？”答案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把“实践”推到舞台中央，让僵硬的公式让位给活生生的国情；它也让不少仍活在旧思维里的干部意识到，时代变了，裹足不前就是落伍。正如《光明日报》印刷机旁的老工人说的：“走过那些彷徨年月，才知道脚下的路得一步步踏实。”

岁末的北京，风从西山刮来，带着凛冽的寒气。各大报社的灯却常常亮到深夜，评论员、校对、排字工忙得脚不沾地。街头巷尾谈论的不再是口号，而是“怎么干”“怎么改”。争论催生了思考，思考孕育了行动，一部新的国家叙事正在悄然书写。

没有人能料到，短短两年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按下历史的快进键；更难想象的是，改革开放的广阔画卷，从某个角落的一叠活字起版开始铺陈。就连最先拨出“问罪”电话的吴冷西，也不得不感慨时代潮汐之迅猛。

从那以后，“实践”不再是抽象名词，它成了新中国再度出发的密码。而这把钥匙，正是1978年那个略显仓促、却字字千钧的“特约评论员”交到人们手中的。历史列车继续向前，车厢里依旧充满争论与喧嚣，但方向已不可逆地指向更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