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德军 | 关于推进民国保甲制度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柳德军 天门山文学

来源：河北学刊

作者简介

柳德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中国保甲制度源远流长，然因时势之不同，需求之各异，其推行之目的、实施之重心、执行之程度，各有侧重。1990年代以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兴起，民国保甲制度史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一部分颇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相继问世。综观民国保甲制度史研究的心路历程，虽然研究之时段、地域、视角各有不同，但呈现出一个共通性的特征，即逐渐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努力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不仅是研究视角的转移，研究观念的更新，亦是研究史料的创新，研究视野的拓宽。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如何凸显“人”的实践活动并将其融入“事”的叙述之中，成为明显的共通性特征。未来的保甲制度史研究，应该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勾勒出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保甲制度推行的各自特征，并努力使民国保甲制度史的研究突破“制度史”的藩篱而向“保甲社会史”的方向迈进。［关键词］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保甲制度

内生于中国大地的保甲制度不仅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控制乡村社会的主要凭借，亦成为延承千年的学术命题。然因时代不同，需求各异，保甲制度推行之目的、实施之重心、执行之程度亦各有侧重。“如周重于教，秦重于刑，汉重于捕盗，魏晋重于户口，隋重于检察，唐重于组织，迄宋始正其名，起初偏重于卫，后来并以杂役，元重于乡教，明重于役民，清重于制民。”即使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推行的保甲制度，亦因地域之不同、时局之变化而产生地域性和阶段性之特征。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民国保甲制度史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研究范围涉及河南、山东、江苏、上海、四川、甘肃等地，研究时段包括整个国民政府时期，研究内容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尽管学术界对于保甲制度研究的时段、区域、视角各有不同，但综观民国保甲制度发生、发展及其消亡的历史过程，以及学术界对保甲制度史研究的心路历程，都呈现出一个共通性的特征，即保甲制度史的研究在逐渐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不仅是研究视角的转移，亦是研究观念的更新，更是研究史料的创新，研究视野的拓宽。即如何在保甲制度史的研究中凸显“人”的实践活动，并将其融入“事”的叙述之中，进而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勾勒出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保甲制度推行的各自特征，努力使民国保甲制度史的研究突破“制度史”的藩篱而向“保甲社会史”的方向迈进。

一

一、学科体系建设：民国保甲制度史研究的领航标

民国保甲制度自 1932 年开始推行，至 1949 年后销声匿迹，历时 18 年。在这 18 年里，国际环境风云变幻，国家命运危在旦夕，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社会转型急剧多变。保甲制度宛如一艘小船，在风雨交加的海浪中颠簸前行，最终迷失了预定的航向。因此，若要厘清民国保甲制度发生、发展及消亡的内在逻辑，就必须关注其在不同时段、不同区域呈现的不同特点。

全面抗战的八年，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三段：抗战前、抗战中、抗战后。由于每个时段的政治生态截然不同，国民政府推行保甲制度的目的也各有侧重。加之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发展极不平衡，即便在同一时段，不同地域保甲制度推行的深度和广度也存在差异。所以，要探寻民国时期保甲制度“整个变革动态的单一进程或关键”因素，似乎困难重重。“历史的事实绝对不能离开地方和时代，时与地实在是历史事实必要的元素。”这也引发了历史研究中“碎片”与“整体”的争论，而民国保甲制度史研究就在这场争论中曲折前行，其研究成果呈现出以下特征。

1. 民国保甲制度史研究的时段性和地域性特征

罗志田认为，非碎无以立通，即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事”的整体面貌，一些看似零散的片段，或许隐含着与本体的整体性关联。目前，学术界对民国保甲制度史的研究，基本沿着地域性和时段性的“碎片化”轨道推进。例如，杨红运以抗战前江苏省保甲制度为例，探讨了保甲制度实施目标群体的复杂心态和行为，以及政府的反应和对策；欧阳恩良等考察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贵州保甲推行的实际情况；柳德军分析了 20 世纪 30 年代甘肃各县保甲制度滞碍难行的原因。由此可见，民国保甲制度史研究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如何将这种区域性的“碎片”研究与整体性历史问题相联系，把众多“碎片”拼接成“完整”的图形，仍需进一步扩充资料，深化学术研究。

2. 全面抗战时期不同政权形态下保甲制度的不同面貌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大地大致划分为三个不同区域：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日军占领下的“沦陷区”。尽管抗战时期保甲制度在这三个区域遭遇不同，但三个区域的基层社会都与保甲制度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

“国统区”的保甲制度，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偏离了国民政府的既定轨道，结果是“本为加强乡村社会治理的保甲制度，最终沦为国民党政府征兵纳粮的代理机构”。1939 年，国民政府为“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建国，提高基层社会的自治能力”，实现“融保甲于自治之中”的政治梦想，推行“新县制”改革，试图改变“以往保甲制度单一的自卫特性，将广泛的地方建设事项纳入自治范畴”。然而，“新县制”在战争环境下举步维艰，最终难以摆脱成为国民政府汲取社会资源工具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对保甲制度的认识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守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起初对保甲制度采取激烈反制措施，全面打击保甲长、地主与豪绅，引发了自身的生存危机。长征结束后，为改善生存环境，中共主动调整政策，与乡村保甲长等建立统一战线，缓解了游击队的生存压力。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对保甲制度采取默认态度，认为国民政府“需要它去动员民众来支持抗战”，同时强调保甲机构的运行必须接受民众监督，以确保其朝着有利于抗日的方向发展。那么，如何确保国统区的保甲制度有利于抗战，并在此过程中选举出人民信赖的乡镇保长呢？为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照顾国共合作抗日的实际，充分利用合法的形式积极促进国民政府对保甲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认为“只有进行实际的群众工作，动员千百万民众的力量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而斗争，才能彻底改革与废除违反抗日民主及民众利益的保甲制度，达到地方政治的完全民主化”。

抗战时期，保甲制度不仅在“国统区”的乡镇乡村推行，日军在其占领的“沦陷区”也积极推行，试图借此加强对占领区基层社会的控制。沈成飞以日伪占领下的广州为例，探讨了广州保甲制度推行的实际情况、特点及实质，认为日伪政权推行保甲是为了维护“殖民统治秩序”；叶铭利用南京市档案馆藏资料，详细梳理了日伪占领下南京保甲制度的建立、实施及主要功能；张济顺以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为例，从传统与现代、非常与常规、国家与社会等层面，探讨了沦陷时期上海保甲制度复活的原因及特质，认为 20 世纪 40 年代保甲制度在上海复活，只是沦陷时期上海“一部分”社会政治空间容纳并在特定层次上接受了它，作为常规的社会基层控制，保甲制度在整个南京政府时期的上海并未扎根。

3. 抗战后国民政府保甲推行的民主面相审视

抗战结束后，重返南京的国民政府为赢取舆论民心，积极筹备“宪政”之治，并将“宪政”核心聚焦于地方自治。关于如何在基层社会贯彻自治精神并使其具备“民主特征”，国民政府将目光投向乡镇保长的民主选举。对此，相关学者多有论述。例如，柳德军以甘肃省档案馆馆藏的乡镇保长资料为依据，系统梳理了 20 世纪 40 年代甘肃乡镇保长由委派转变为选举，再由选举回溯为委派的历史进程；杨焕鹏利用嘉兴市档案馆馆藏资料，系统考察了抗战后国民政府推行保甲制度的实践效能。他们认为，在民国政治制度史上，“自治”只是表面符号，象征性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国民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根本目的仍是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渗透。

4. 城市保甲推行的必要性探讨

保甲制度史研究的地域性不仅体现在地域分布不均衡，还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在皇权时代，中国城乡差距并不显著，保甲制度主要在乡村社会实施。近代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商品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不断冲击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部分先进中国人的思维观念，一批现代化城市在欧风美雨和商品经济的影响下相继涌现，中国基层社会的范围也从单一的乡村社会扩展到城市基层和乡村。20 世纪 30 年代初，保甲制度在全国推行时，东南沿海近代化城市已较为常见，内地各省省会城市也初具规模。那么，民国保甲制度在各省省会城市是否推行？与乡村社会的保甲推行有何不同？学术界对此给予了关注。杨巍巍以抗战后汉口保甲制度推行为例，系统分析了保甲制度在城市运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以保甲制度与城市社会的结构性冲突为例，深入剖析了保甲制度难以适用于现代城市社会的根本原因；柳德军以兰州城市保甲及其经费问题为例，系统考察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兰州城市保甲的制度设计、机构职能、经费来源、收支状况和人员待遇等问题，进而分析了民国城市保甲最终没落的制度根源和时代特征。

综上所述，近年来学术界对民国保甲制度史的研究已突破固有思维模式，向纵深发展，研究成果不仅涉及基层社会的各个方面，还体现出鲜明的时段性和地域性特点。然而，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时段性和地域性的研究使民国保甲制度史研究“碎片化”。那么，这种“碎片化”研究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诚然，每位历史研究者都怀揣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理想，但不得不承认，实现这一理想困难重重，即便整理一部专题性通史，也因规模巨大而异常艰难，更何况个人的时间和能力有限。因此，目前学术界通行的做法是，学术研究团队成员根据自身能力和兴趣，分别研究某个专题的一个问题，“切切实实研究出一个结果来”，再由学术带头人综合整理这些专题著作，构建“一部理想的专题性的通史”。

既然时段性和地域性的“碎片化”研究不可或缺，那么如何将这些“碎片”研究与“整体”研究融合，无疑是民国保甲制度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关键。要实现这一目标，需关注三要素：一是史料的获取程度。虽然我们不完全认同傅斯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但史料的获取程度确实决定着对某一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全国各地推行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全国各省、市、县档案馆保存的相关资料数量和质量也不尽相同，且各省、市、县档案馆对相关档案资料的开放程度存在差异，学者获取资料的难易程度也不同，尤其是搜集抗战时期“沦陷区”及少数民族地区保甲制度的档案尤为困难。档案资料获取的难易差异，导致学术界对民国保甲制度史的研究呈现地域性倾斜，即关注东南、聚焦华北，忽略西北，边疆民族地区几乎未涉及。二是研究视野的开阔程度。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中国学者对民国保甲制度史的研究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大，研究成果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批判色彩。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学术氛围逐渐宽松，部分学者积极参与，民国保甲制度史研究逐渐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向纵深发展，但研究成果仍多聚焦于制度本身和部分地区的实证考察，研究视角多处于时段性和区域性的割裂状态，使民国保甲制度史研究陷入“碎片化”假象。如何将时段性和地域性相互融合，将其作为分析工具和视角，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从区域社会研究的视角关注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性和发展规律，实现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结合，仍是学者们需要努力的方向。三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运用。近年来，随着民国保甲制度史研究的细化，学科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如何有效利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开展民国保甲制度史研究，成为新的研究路径。

总之，要构建自主的民国保甲制度史知识体系，加强学科体系建设，必须在原始档案资料的挖掘利用、研究视角的开拓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方面下功夫。

▲ 民国时期颁发的《保甲须知》和《保甲连坐守则》

二

二、学术体系建设：民国保甲制度史研究的核心

学术体系建设是民国保甲制度史研究的核心，也是最具学术内涵和深度的内容。民国保甲制度包含“管、教、养、卫”四大功能，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研究民国保甲制度史，不仅要研究制度本身的演变过程，更要关注与之相关的史实以及“人”的活动。原因如下：其一，每一制度的确立和运用都与当时的实际政治紧密相关，若仅研究制度本身，而不结合当时的史事，就难以看出该制度在当时的实际影响；其二，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变动，历史记载制度往往只选取标准段落，若不结合当时的史事，容易忽略制度的变动性；其三，“历史时间中的机遇，历史空间中的一统，并非自然而然地可以把握或形成”，关键在于人的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对客观世界正确认识和反应的核心要素。

然而，以往学者对民国保甲制度史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制度本身的演变和部分省份保甲制度推行的实际情况，很少有成果能实现“人”与“事”的会通。近年来，随着各地档案资料的开放和部分学者的积极参与，民国保甲制度史研究逐渐突破固有局限，向纵深发展，研究触角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多个领域。

1. 保甲制度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复苏的原因

保甲制度为何能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重新兴起？是主观意识的主导，还是客观需求的推动？纵观中国保甲制度的沿革，它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皇权时代。但自清末“新政”以来，地方自治逐渐取代保甲制度，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辛亥革命后，民国北京政府致力于地方自治的推行，保甲制度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20 世纪 30 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不仅在鄂豫皖等地复兴保甲，还将其推广至全国。是什么因素促使南京国民政府重拾旧制？其目的何在？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总体得出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以及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形态为保甲制度的复兴提供了生存土壤；二是传统的保甲制度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比舶来的地方自治更有效、实用；三是保甲制度在蒋介石“围剿”红军的过程中展现了独特的社会控制功能。

2. 保甲与自治关系的融通

20 世纪 30 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保甲制度，但内部对保甲与自治的争论从未停止。虽然保甲制度适合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但舶来的地方自治仍是国民政府理想的民主政治象征。南京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以奠定宪政之基”，又试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然而，在保甲与自治之间如何抉择，国民政府内部存在激烈的争论。综观国民政府推行保甲的路径，是先以传统保甲制度替代地方自治，“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行政网络，把国家行政权力渗入到社会的最低层”，然后再将保甲融入自治之中。

3. 国民政府推行的保甲制度与传统保甲制度的异同

在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国民政府推行的保甲制度与封建皇权时代的保甲制度有了根本性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既有思想的争鸣，亦有权力的争斗，更有新与旧、东与西的相冲与相容”。结果是，国民政府推行的保甲制度“不再是中国传统保甲的翻版，而是当中国被卷入国际化的巨潮之后，面对西方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强烈冲击而产生的一种自觉式的反应：即试图将西方基层民主模式之自治与中国传统基层控制模式之保甲融为一炉”。不可否认，国民政府“融保甲于自治之中”的改革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基层政制向近代化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但这一政治美梦最终未能实现。因为中国四分五裂的政局、凋敝的国民经济、匮乏的人才资源和严酷的战争环境，未能为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改革提供基本的外部条件，而且国民政府试图以中西合璧的方式治理中国基层社会的梦想也未得到舆论和民众的认同。所谓“融保甲于自治”的理想，最终沦为“不断强化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工具，与“孙中山设想的作为宪政民主基础的地方自治制度”背道而驰。

4. 国民政府推行的保甲制度失败的原因

国民政府推行的保甲制度为何无疾而终？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客观环境的影响？事实上，简单地将保甲制度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制度本身或外部客观环境有失公允。因为任何优越的制度，若没有廉洁高效的人去执行，最终都可能失败。正所谓“治国之工具，不外人与法，两者之间关系至切，但法由人立，法赖人行，权其轻重缓急，人事问题又据首要”，所以“为政之道，首在得人，人事之成否，即效能之高下与政治之成败所连”。尽管国民政府各级党政官吏深知此理，各级行政部门也反复修订保甲制度文本，寄予厚望，但国民党基层干部的素质和执行情况却令人失望。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政府无法改变基层干部的颓废状况，就连国民党军政要人也承认，与共产党的基层干部相比：一、“我方派往各县工作人员，指导者多，而深入民间者少”；二、“我方党政军人员多各自为政，甚至互相推诿攻讦”；三、“我方人员不能一律洁身自爱”。由此可见，国民政府试图通过保甲制度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愿望未能实现，除客观环境因素外，“人”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

5. 民国乡镇保长形象与相关问题探讨

既然“人”的因素如此重要，那么民国保甲制度的实际执行者——乡镇保长，为何在时人眼中和文人笔下几乎都是丑态百出、贪得无厌的卑劣之徒？“公正”的历史记忆为何只留下他们的斑斑劣迹？历史记忆、民众认同与真实历史之间存在多大差距？学术界从三个层面进行了讨论：一是民国乡镇保长是如何产生的？他们的产生模式为何经历了从委派到选举，再由选举回溯到委派的曲折变化过程？国民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是如何通过改变乡镇保甲长的选任标准来重构地方权力模式的？选任标准的改变又是如何影响乡村社会中国家意识的塑造的？二是民国乡镇保长由哪些人担任？他们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任职履历、地位待遇等有何特征？三是在民国保甲制度推行过程中，政府、乡镇保长、民众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动态变化？民国乡镇保长是“善”是“恶”？他们与政府、民众之间是“合作”还是“冲突”？民众与乡镇保长发生冲突的原因是生存需要，还是自我保护的抗争？

综上所述，近年来学术界对民国保甲制度史的研究，明显开始注重对“人”的关怀，这不仅是学术视角的创新，也是学术深度的提升，更是构建民国保甲制度史自主知识体系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正如梁启超所说：“史者何？记载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因此，要构建民国保甲制度史自主知识体系，加快学术体系建设，不仅要关注“事”的叙述，更要聚焦“人”的关怀，因为“制”因“人”而定，“制”由“人”而行，将“人”的实践活动与“事”的叙述有机融合，才是构建民国保甲制度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只有注重“人”的研究，实现“人”与“事”的会通，民国保甲制度史的研究才能在学术体系建设中不断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

三

三、话语体系建设：民国保甲制度史研究的现实关怀与话语表达

近年来，民国保甲制度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学科交叉性发展成为总体趋势。这一趋势主要表现为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系日益紧密，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作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保甲制度史研究开始突破单一的制度史范畴，与社会史融合发展，并呈现出向“保甲社会史”发展的新趋势。

20 世纪 30 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拟定保甲纲要时，将其职责归纳为“管、教、养、卫”四大类，内容涉及民政、警察、教育、经济、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民国保甲制度的设计较为完备。然而，当时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革命与战争的洗礼，革命、战争、贫穷、动荡与民国保甲制度的发展相伴始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对人力、物力、财力的大规模征派，进一步扭曲了保甲制度的社会治理功能。虽然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制度改革和对乡镇保甲人员的培训来保持其社会治理功能，但其实质与传统保甲并无区别，因为它们的目的都在于“推行政令，而不在于培养民众自治”。更为不幸的是，自全民族抗战以来，乡镇保长的权责大幅突破原有范畴，凡是与“经济统制、生产建设、社会安定、国防稳固”等有关的内容，都被纳入乡镇保长的权力范围。

由此可见，无论是民国保甲制度的“管、教、养、卫”，还是乡镇保长负责的“衣、食、住、行”，都表明对民国保甲制度史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制度史范畴，对其“管、教、养、卫”核心内容的研究，必须与社会史研究相互融合。只有这样，民国保甲制度史的研究才能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道路上顺利前行，并在学术创新中逐步构建自身的话语体系。

幸运的是，目前学术界对民国保甲制度史的研究已逐渐突破制度史的局限，与社会史研究相融通，并向“保甲社会史”研究方向迈进。这一转变不仅是研究视角的转移和研究观念的更新，更离不开史料的创新和视野的拓宽。那么，“保甲社会史”与传统的保甲制度史研究有哪些异同？其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发生了哪些变化？

1. “保甲社会史”更注重“人”与“社会”的互动

民国保甲制度推行过程中涉及不同类型的人群，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类：一是保甲制度的实际执行者——乡镇保长；二是保甲制度的被动接受者——普通民众。虽然这两类人群在小范围内可能会发生身份流动，但这种流动可忽略不计。在对这两类人群的研究中，学术界主要聚焦于乡镇保长群体。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战争与贫困交织，征兵与抗役矛盾突出，乡镇保长的职责与民众的生存难以协调，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各类诉讼日益增多。综观这一时期的保甲诉讼，诉讼双方不仅存在个人恩怨和利益纠纷，还涉及乡镇保长与民众的对立，更隐含着乡镇保长、政府、民众之间的博弈和互动。透过民国时期的各类保甲诉讼，“人们仍能感受到战争年代农村社会的贫困和农民生活的悲怜。生性保守、害怕诉讼的朴实乡民之所以频繁诉讼，背后隐藏的不仅是沉重的田赋兵役和繁苛的临时摊派，更折射出挣扎在生存边缘的中国农民对生存权利的追求和对公平正义的渴望”。而民国乡镇保长群体的堕落，背后是国民政府行政的腐化与无能，乡镇保长不过是国民政府基层政治腐化与无能的牺牲品，因为无论乡镇保长的职位如何变动，其根本目的仍是“迎合国家政权向基层渗透的需要”，协助完成战争年代国家赋予地方社会的各类派征。

2.聚焦复杂关系：“保甲社会史”对乡镇保长、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深度剖析

“保甲社会史”的研究尤为聚焦于乡镇保长、政府与民众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民国时期，乡镇保长作为政府与民众之间上传下达的关键媒介，兼具多重身份。他们既是乡村社会的代表，承载着民众的诉求与期望；又是政府政令的实际执行者，负责将政府的各项政策落实到乡村基层。尽管其地位不高，却拥有较大的权力。

乡镇保长作为推行国家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同时也是代表政府调解各方利益的法人，其人选自然成为各方利益阶层争夺的焦点。例如，杨巍巍以抗战后汉口市复兴区第八保保长的选举为案例，深入考察了各方势力之间博弈互动的基本特征，细致梳理了此次选举纠纷演变的动态过程。

深入探究民国乡镇保长与民众发生冲突的诱因，乡镇保长权力滥用这一现象极为突出。乡镇保长为何会出现权力滥用的情况？除了部分由土豪劣绅充任保长这一因素外，其深层次原因实则潜藏于“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近代转型”之中。李红梅以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馆藏的相关档案资料为核心，系统论述了民国乡镇保长、政府、民众之间复杂的利益纠葛与关系互动。

不可否认，民国乡镇保长群体出现劣化现象，一方面是由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大规模派征。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保长逐渐蜕变为政府征兵征粮的勤务兵。另一方面，连年的战争导致中国社会陷入极度贫困，民众的生存危机异常严峻。此时，乡镇保长的征兵纳粮工作无疑成为压垮老百姓生存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由兵役粮政引发的保甲诉讼在这一时期频繁出现。

▲ 电影《抓壮丁》剧照

3.制度与社会交融：“保甲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

“保甲社会史”的研究更倾向于制度史与社会史的有机交融。国民政府推行的保甲制度被赋予了“管、教、养、卫”四大功能，几乎涵盖了民众“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因此，与民众生活相关的内容，都属于保甲制度的应有之义。随着保甲制度功能的不断扩充，乡镇保长也被赋予了新的权力和身份。

例如，谢庐明、李红梅对抗战时期浙江省龙泉县乡镇保甲人员在扩大粮食生产、实施粮食管制及粮食征收中的权力身份及主要作用进行了详细论证。柳德军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甘肃乡镇保甲经费的来源、用途、收支状况以及乡镇保长的权责待遇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杨红运从微观视角探讨了抗战前江苏省保甲制度的宣传形式、宣传内容、宣传策略及宣传机制。这些研究成果从侧面表明，民国保甲制度史的研究已逐步突破制度史的单一范畴，开始与社会史相互融合。

4.关注边疆民族地区：“保甲社会史”研究的拓展

“保甲社会史”的研究开始注重边疆民族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保甲制度在内地乡村的推行，带来了旧制的革新。然而，对于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而言，保甲制度多是首次推行。因此，保甲制度在民族地区的推行，无论是面临的困难程度，还是产生的作用影响，都与内地乡村不可同日而语。

以往，学术界考虑到边疆民族地区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以及该地区保甲资料的分散状况和整理难度，往往不愿触及该地区保甲制度的研究。近年来，随着民国保甲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学者开始将研究触角延伸至边疆民族地区。

例如，柳德军以20世纪40年代甘南藏区保甲制度的推行为切入点，系统论述了保甲制度在甘南藏区推行的艰难历程。戴巍从政治合法性的视角分析了保甲制度在藏区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王志通通过对甘南藏区两类不同纠纷案件的分析，探讨了该地区复杂的权力网络及权力博弈关系。这些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展现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风貌、风土人情以及民族交往等情况，生动呈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历史进程。

综上所述，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而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也能为历史研究提供助力。近年来，随着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历史研究的对象日益丰富，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为民国保甲制度史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由于民国保甲制度被赋予“保、教、养、卫”四大功能，其职责几乎涉及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对民国保甲制度史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单一的制度史范畴。只要与民众“衣、食、住、行”相关的内容，都可纳入民国保甲制度史的研究范畴。反之，如果对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仅关注其制度属性，而忽视其社会属性，就难以触及保甲制度史的深层内涵。

因此，对于民国保甲制度史的研究，与其注重“事”的叙述，不如更注重“人”的实践活动。只有将“事”的叙述融入“人”的实践活动，使保甲制度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互融合，才有可能探索出“保甲社会史”研究的新路径，创建自身的话语体系，深入理解民国保甲制度发生、发展及消亡的历史逻辑与社会成因。

四

近年来，随着各地档案资料的逐步解密以及部分学者的积极努力，民国保甲制度史研究逐渐突破传统学术藩篱，形成了相对独特的知识体系，研究视角、视野和方法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民国保甲制度研究不再局限于制度本身，而是更加关注“人”在这一制度中的作用，并努力将“人”的实践活动融入“事”的叙述中。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传统史学所关注的帝王将相，还是西方史学所重视的社会史研究，都认识到“人”在历史研究中的主体性地位。这是因为历史研究是对人类生产、生活的研究，它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及其现实生活过程出发，揭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这意味着，一位缺乏人道主义情怀的历史学者，很难通过历史研究赢得当代社会多数人尤其是后人的尊重。

然而，在区域性和时段性研究日益兴起的背景下，如何正确看待“碎片”与“整体”的关系，是创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必须正视的课题。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各地区在政治生态、经济发展、社会风俗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人们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问题的认知和感受也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也会成为不同时代历史学者争论的话题。这是因为随着新的碑文、书简、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回忆录等史料的出现，人们的意识和观念发生了转变，不得不重新审视过去的事情。

由于受到史料、视角、方法以及研究者个人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倾向于进行区域性或时段性的“碎片”研究，难以完成一部宏大的整体历史巨著。但这并不意味着“碎片”研究毫无意义。普遍认为，对“碎片”的理解越丰富，对整体的研究就越有利。中国传统学术富有暗示性，这也是中国艺术的理想境界。

近年来，在部分学者的努力下，河南、江苏、四川、甘肃等地的民国保甲制度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些时段性和区域性研究成果的陆续出版，为民国保甲制度史的整体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提倡时段性和区域性的“碎片”研究，并非忽视“整体”研究，而是要将“碎片”研究与宏大问题联系起来，将其提升到一定高度，更好地服务于整体性研究。只有这样，民国保甲制度史的研究才能在新时代史学的发展中构建自身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