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他，中国历史或被改写，他被判死刑时，毛主席大怒：立即放人

1952年七月的一个闷热夜晚，警卫员急匆匆把一封加急件递进中南海会议室。信纸并不厚，却像压了千斤重担：有人指控重工业部副部长王盛荣倒卖一千吨钨砂、侵吞巨额外汇。几位部长面面相觑，现场空气几乎凝固。

毛主席看完材料，只说了一句：“立即放人，王盛荣不会干这种事！”语调低沉，却斩钉截铁。批示墨迹未干，警卫转身飞奔。一旁的工作人员悄悄合上门，悸动的心跳仍在耳畔。

为什么毛主席如此笃定？答案得追溯到二十一年前。1931年冬，江西瑞金山道蜿蜒，红军主力刚从第三次反围剿鏖战中脱身。敌军穷追不舍，毛主席带着参谋人员急行转移。天寒地冻，山林迷雾重重，就在部队翻越大余山时，国民党突击队突然出现，枪声炸响，弹雨如注。贴身警卫还未来得及反击，一名个头不高的青年冲上前，将毛主席拖进山坳。紧接着，他独自把藏在灌木里的马匹牵走，制造“主力已撤”假象，引开敌军。半夜，毛主席拍拍他的肩膀，道：“小王，这份胆识，我记下了。”这位“胆大心细”的青年，就是王盛荣。

一年后的上海，又是一场考验。1932年春，中央局向瑞金发来求援电：白色恐怖笼罩，地下交通线断裂，经费一日见底，同志们买米都成奢望。前后两拨送款人带着现金却相继失踪，凶多吉少。周恩来急得团团转。时任红二十师供给处副官的张爱萍自告奋勇推举王盛荣，“这小伙子人品过硬，您可以放心。”周恩来当即拍板，将僅存的三万五千美元交给王盛荣。

王盛荣揣着沉甸甸的皮箱，从瑞金一路潜行赴沪。沿途多道封锁线、便衣稽查渐次拦截，他靠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混迹挑担商贩与外埠旅客之间。几回险到啼血，盘缠也耗尽，他宁肯在庙门口乞讨，也不动箱子里的一分钱。十几天后，资金完璧抵沪，中央工委得以喘息。接过皮箱的刘少奇只说了两个字：“好样！”

抗战、解放相继而过。1949年，王盛荣随中央机关进京，肩挑重工业重任。家境却并无太大改观。一次老战友来访，带了几根腊肠作礼物，孩子们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味道？”王盛荣收下，在炕上一节节切开，硬是要等到全家最小的孩子也放学回家才开口尝上一小片。家风清寒，众人皆知。

1950年，新政权刚一站稳脚跟，苏联抛来“军事援助换战略物资”方案：五年内中国需每年提供一万吨钨砂，以换取航空、坦克等急需设备。谁都明白，这是笔必须咬牙答应的生意，可当时全国采矿工艺落后，连起码的重选、浮选机都匮乏。周恩来把难题推到王盛荣案头。对方没有埋怨，两袖一卷跑遍赣南、湘西、粤北矿区，踏遍井道，鞋底磨穿三双，只得到一串数字：全国现有设备，年产千吨封顶。

王盛荣并不气馁。他想到香港仓库里还封存着国民党败退时遗弃的钨砂，合计足有一千吨。若先把现货卖掉，所得外汇即可购买成套选矿、运输设备，产量自然水涨船高。方案提到国务院常务会上，周恩来当场点头：“先周转资金，争取主动。”买卖很快敲定，器材一批批运抵内地，矿山轰鸣声此起彼伏，年产量不出两年便逼近目标。

也正是这笔倒手交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写进了匿名信。对方算得精：一旦罪名坐实，既可打击当红技术派，也能给重工业部泼污水。调查组连夜审讯王盛荣，据说有人已在文件上拟好了“死刑”字样。风声传到毛主席那里，他怒声质问：“谁准你们动他？放人！”

调查由周恩来亲自接手。档案逐一翻查，港英纪录、电报往来、海关报关单据，甚至连当年押运的船员口供也一并核对。所有资金流向清晰无误：卖矿所得全部用于购置设备，无一分私挪。真相大白，那封检举信沦为一纸笑谈。王盛荣的嫌疑被迅速洗清，死刑批复撕得粉碎。

有意思的是，风波过后，王盛荣反而自请处分。他在检讨书里写道，自己办事不够严谨，财务痕迹留存不全，给组织添了麻烦。周恩来批注：工作有瑕疵，何罪之有？务请安心。本想升官调任，王盛荣却推辞：“到矿山去，我熟。”几个月后，他又背起行囊，出现在湘西新建洗矿厂的泥泞工棚。

如果当年的枪林弹雨里没有他，毛主席能否冲出大余山，谁也不敢打包票；如果上海的三万五千美元被他挥霍一空，上海党组织能否挺到1935年也难说；倘若1950年他不顶着压力处理那批旧钨砂，苏援谈判或许一拖再拖。这串假设背后，是一条贯穿二十年的清晰脉络：一名技术干部，以命相托，以廉自守，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王盛荣后来淡出人们视线，埋首于地质勘探和采矿改造。1960年代，他的名字偶尔出现在简报角落：某矿井提前投产，某设备省下外汇。记者去采访，他摆摆手：“写我干啥，矿井里那些娃娃更苦。”言简意赅，仍是当年那股子朴实劲。

历史的转折，总与个人的抉择纠缠。王盛荣三次挺身而出，恰似三枚铆钉，悄然钉牢了共和国早年的基座。对他而言，清白二字，重逾千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