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整个中国还大的西伯利亚，为什么只属于俄罗斯？

1903年7月21日清晨，首列自莫斯科发出的列车驶进符拉迪沃斯托克，呼啸的蒸汽宣告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贯通。这声汽笛，既是沙皇时代最昂贵的宣言，也像一把锁，将东西伯利亚与欧洲俄罗斯紧紧扣在一起。可若把时间拨回千年，人们会惊讶地发现，这片面积逾一千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原本并不说俄语，也绝非天然属于罗曼诺夫家族，更不是彼得大帝的早产嫡子。它曾是匈奴的放马场，是唐朝驿道的终点，也是元朝行省的最北疆域。要弄明白“为什么只属于俄罗斯”，得从更早的足音与火光说起。

西伯利亚远不是什么“人烟稀少的白纸”。考古学家在叶尼塞河谷发掘过青铜锻造遗址，表明公元前两千多年的南西伯利亚已出现高度组织的草原社会。后来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在这里轮番登场，驯鹿、貂皮与青铜刀剑并存，草庐与木柠并起。当地部族的古道向东连着大兴安岭，向西触到乌拉尔山脚，留给后世一条条生动的文化走廊。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渡河击匈奴”，汉军抵近贝加尔湖，却作罢继续北上。数世纪后，唐代在贝加尔湖畔设立安北都护府，湖面被改称“小海”，来源于“大海之北有小海”的地理注释。唐吏在木简上记录黠戛斯部交来的貂皮数量，换回绢帛和铁器。若说影响深远，还得看元朝。忽必烈置岭北行省，北至北冰洋，西伯利亚第一次被纳入成文边界。1279年的郭守敬观测日影，甚至把中原历法刻在北纬63度的冻土地桩上——那一刻，这片寒原与中原的距离被行政与科技打成了一个整体。

转折出现在十六世纪。1558年，伊凡雷帝为偿还战事开销，将乌拉尔东麓的开垦权交给商人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一纸委任状像投下巨石的河口，激起了俄国东扩的层层涟漪。1579年，逃犯出身的叶尔马克带着八百多名哥萨克，在鄂毕河击溃西伯利亚汗国的库楚姆，火绳枪与炮火摧毁了草原骑射的荣光。接下来，俄人采用“舟行即占领”的招法：春天溯鄂毕，冬天滑雪拖雪橇，年年筑堡。秋明、托博尔斯克、雅库茨克像串珠一样铺在三条大河沿岸，把地理优势变成了吞并机器。

与此同时，明清两朝在长城外忙于应对蒙古复起和瓦剌叛乱，东北边防留有缝隙。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平定后，清廷才抽身转北。雅克萨之战两度激烈，俄军终因后勤断绝而议和，《尼布楚条约》划定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一线。虽守住了外东北，但贝加尔湖滨与广袤林区自此易手，西伯利亚的大门被俄人推得更开。持续七十年后，他们又抓住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真空期，迫使清政府签下《瑷珲条约》《北京条约》，连同库页岛南部、海参崴港，尽数归入沙俄版图。边界上新立的木桩静默无声，却清晰昭示：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中国已无力回天。

有意思的是，沙俄对新领地的经营谈不上温柔。十七到十九世纪，西伯利亚最大的“移民潮”来自监狱与欠债农奴。脚镣声里，漫长冰原成了帝国的流放地。那些在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托木斯克修建圆木监舍的人，大都曾是莫斯科和斯摩棱斯克街头的贫民。更惨的是土著部落，援引1897年的人口统计，雅库特、赫哲等族群在沙俄征伐后的半个世纪里锐减三分之一，疫病与税役摧残了他们的家园和信仰。

钢铁的时代随后降临。1891年动工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如同一道巨大缝合线，用九十二十三年的时间将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车里雅宾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串起。一段工程日志写道：“每前进一华里，雪地里就多七具尸体。”严寒、瘟疫、工伤，变成了阔气钢轨下的无名白骨。然而铁路一旦贯通，沙俄的行政触角立刻缠绕到日本海，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海浪里回响着克里姆林宫的海权狂想。

1917年革命后，这条通道在内战中反复易手，白军、红军、干涉军交火无数。到斯大林执政时，大清洗的刁难和古拉格的苦役，使西伯利亚继续承担“帝国流放地”角色。卫国战争爆发，不计其数的工厂、技术人员、机床，被撤离到鄂木—托木溶洞般的洞库。炮弹和T-34坦克在零下三十度铸造，钢烟驱散冰雾，乌拉尔以东成为保卫莫斯科的后方心脏。1943年，库兹巴斯煤田产量已达全苏之冠，这才有了库尔斯克大会战的弹药洪流。

解体前夕的苏联曾在这里建立了新西伯利亚飞机制造厂、布拉茨克铝厂等工业巨人，但高度依赖国家补贴。1990年代财政坍塌，机器停摆，青年外迁，旧式集镇的砖墙在风雪中剥落，铁轨旁多了荒弃的水塔。俄学者阿列克谢·耶菲莫夫在回忆录里写道：“哪怕昼夜不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也运不走绝望。”

纵观四百年东扩，沙俄与后来的苏联、俄罗斯之所以能把西伯利亚据为己有，靠的不仅是枪炮与条约，更是三张王牌：便捷的河流—铁路交通、持续不断的迁民机制、以及对手因内忧外患而缺席的空当。倘若明清在东北持续保持元朝式的草原—森林统治体系，历史的走向或许会截然不同。然而“若”字向来奢侈，历史已经写定——当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那块写着“世界自此开始”的牌匾落成时，西伯利亚也就彻底成为沙皇遗产的一部分。

直至二十世纪中叶，西伯利亚在俄罗斯版图中占地近四分之三，却仅容纳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冰雪、病疫、距离，共同塑造了一种孤寒而倔强的性格，也在政治上形成了反向依赖：莫斯科无论多想向西拥抱欧洲，必须确保身后这片“冷后方”不被旁人觊觎。正因如此，当外部列强衰弱、内部政策展转，西伯利亚依旧牢系于克里姆林宫的权杖之上。

有一位哥萨克老兵在托博尔河畔烧篝火，他对同伴说：“咱们离彼得堡有十万里，但彼得堡能缺得了咱们这堆木头和貂皮？”短短一句戏言，道出了俄罗斯千里孤征背后的战略算计。今天那堆篝火早已熄灭，乌拉尔山的风仍旧呼啸，阿穆尔河水依然东流。人们如果想追溯这片冰封大陆为何稳稳落入俄国掌心，就会发现答案写在冰雪、河流、马匹、火绳枪与铁路铺就的漫长轨迹里：在历史的游戏场上，速度、时机与铁血意志，曾经抵得上一切山川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