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前夕，斯大林突然发来封急电：如南下作战，恐引英美干预

1949年2月14日凌晨，冀中平原上仍飘着薄雾，西柏坡的办公小院里一盏煤油灯亮到天明。警卫员递上刚译出的加密电报，译稿只有短短几页，却让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凝滞。

电报来自莫斯科，署名斯大林，大意是“倘若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英美势必插手，最好停火谈判，维持长江为界，以免局面失控”。关乎国家前途的大事，偏偏写得十分直接。

此刻的战场态势与一年之前已截然不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结束，国民党精锐被打碎，只剩下长江天堑作最后屏障。百万解放军沿河北、河南迅速集结，后勤线在冰雪里一路南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都清楚，真正的决胜关头到了。

然而来自外部的劝阻一波接一波。早在1948年12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院发回“未经证实的报告”，称苏联驻华使馆对“北南分治”持开放态度。言外之意，美苏都不想看见一个完全统一且倾向任何一方的中国。

米高扬1月初秘密抵达西柏坡，带来同样的口信。屋内短暂停电，他借着手电筒说了一句：“莫斯科担心你们打得太快，引来另一场世界大战。”周恩来面无表情，只回了两个字：“记录。”之后再无多谈。对话不过数秒，却已写满双方立场。

其实，从延安时期起，苏共对中共军事能力的评估就偏向保守。斯大林笃信“持久对峙”更安全：北方维持共产党政权，南方保留国民党，彼此牵制，美军难以抽身去欧洲。说白了，这是大国博弈盘上的一颗棋子。

与苏联态度相呼应的，是华盛顿的算盘。美国国务院连发电文，建议蒋介石“务必把谈判诱饵抛出去”，以时间换空间，等待长江涨水、部队调整，再作一博。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代理总统李宗仁急忙张罗“和平方案”，其核心就是“共存两府”。

表面谈判，暗中备战，南京政府清楚得很：只要拖过春汛，江面宽阔炮船密布，解放军再想过江就难了。陈诚在台湾紧锣密鼓重整海空力量，蒋经国到处筹饷。南京、上海、小港口，船只与汽油都被集中南运。

对于这些动向，中共中央不缺情报。2月下旬召开的前委会议上，林彪、刘伯承、邓小平陆续发来电报，均认为“敌军士气涣散，长江防御未成体系，应迅速发起进攻”。也有人提出顾虑：如果真如苏、美所说引来外军登陆怎么办？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这种胆子他们未必有，这一步我们必须走。”

4月1日，南京代表团抵达北平进行第二轮和谈。周恩来递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列出惩办战犯、改编残军等十数条硬指标。对方一阅便皱眉——完全接受就等于自动缴械。会谈陷入僵局，蒋介石以电报遥控：“能拖则拖，绝不签字。”

4月15日午夜，长江北岸的集结进入最后倒计时。第35军渡江船只、工兵器材全部到位，军号被白布裹好，只有暗号，一声口哨就是倒计时。有人问：“真不担心英美干涉？”前线指挥员淡淡地答：“让他们试试。”

4月20日22时，总攻令下达。炮火照亮江面，近岸国民党栅栏被迅速撕开。首批突击艇仅用两分钟就抵达南岸，一红一白两盏信号灯闪动，后续船只如潮水般跟进。一天之内，突破口扩张到百里，南京、镇江、芜湖要塞同时震动。

西方观察员没料到战事会这样迅猛。英国驻沪武官在日记里写：“所谓长江防线，其实只是一层油纸。”美国太平洋舰队没有任何实质性动作，国务院发言人甚至解释：“中国局势属于内政，美国不便介入。”所谓武装干预不过是纸上谈兵。

斯大林的预测全盘落空。等莫斯科再收到消息，解放军已兵临上海；5月底，东南沿海数省相继解放。为什么会出现判断失误？一方面，他仍旧以1930年代红军困境来衡量解放军战力；另一方面，核垄断与欧洲压力让他无心东顾。顾虑重重之下，便选择了一条最保险却最脱离事实的建议——劝中共停在长江。

而英美同样失策。美国国务院原本寄望“长江为界”能保住远东桥头堡，却没想到国民党守军根基动摇得如此之快。后期的军事援助只是补丁，难以挽回整体颓势。

百万人马横渡长江，不仅终结了“南北分治”的设想，也打破了外界对中国命运的臆断。大国干预的影子此后仍在，但却难以再左右战场走向。渡江战役后，解放军以每日百余公里的速度南追，7月广州门户洞开，10月深圳河畔国旗升起，全国统一成为时间问题。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在台北一度对幕僚感叹：“若当年再给我半年，也许还有回旋。”事后诸葛并无价值。当年2月那封急电留在档案里，纸张早已泛黄，却见证了一场被忽视的心理战：外部压力、内部决断、战场现实，三股力量此消彼长，最终由枪炮来裁决。

斯大林顾虑的不仅是长江，也是自己的欧洲防线；美国担心的不是和平，而是利益分配；而中国共产党人在意的，始终是一件事——谁来掌握这片土地的主导权。历史就此改写，再无人能把长江当作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