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3岁的我参军分到仓库，2年后上级派我护送27吨炮弹

1973年6月8日凌晨，闷罐车在浙赣线拐入支线，铁轨吱呀作响。我赤着上身，冲锋枪横在膝头，隔着一道两指宽的缝隙守着满车的76岸舰炮弹。这趟押运是保密任务，车厢没有灯，只能靠窗外偶尔闪进来的站牌确认方位。那一刻忽然想到，两年前自己还只是个十三岁的新兵，谁能料到如今独自押着二十七吨火药奔向东海？

时间拨回到1971年2月12日。那天杭州的风里带着湿冷，我跟着新兵连的卡车出了武林门，车头挂着“机要”布条。半个小时后，车子拐进一条不起眼的黄泥路，尽头是一道木栅栏，门匾漆着“军事禁区”。后来才知道，这片香樟林深处便是第三零四军械仓库，从抗美援朝起就没对外透露过坐标。

仓库里管事的叫贾文魁，山东人，个头不高，嗓门不小。老兵们背地里喊他“老贾”，见面却一律敬个礼：“主任好！”贾主任1946年参军，在华东野战军七兵团干军械，一路跟到渡江战役，解放后便扎在仓库没挪过窝。有人打趣：“文魁主任的户口本上，出生地和现住址都是弹药库。”

老贾的看家本事有两样。第一样，蒙眼摸弹。他把步机枪子弹全倒进木盆，黑布一蒙，手指划过弹尖弧度就能报出“穿甲”“曳光”“燃烧”准确无误。新兵听得直呼神。第二样，手枪射击。二十五米外竖一节毛竹，泥巴抹个硬币大的圆圈，他八发子弹全在圈里。有人问诀窍，他只抖了三句：“气匀，扳机轻，脚根钉死。”听着简单，练起来够呛。

13岁的娃娃兵并不多见。班长担心我身体吃不住活计，有活总不点我。年少气盛，就想证明自己。头一次抢着扛大米，六十斤袋子甩肩上，才走两步就腿抖。班长把我拎回来，骂道：“能耐大？不怕闪着腰？”晚上他被叫去主任办公室，回来脸黑成锅底。我偷听见老贾的声音透过门板：“孩子若是出事，你兜得住吗？”那句“孩子”让人心里忽地热了。

仓库是个力气活多、闲话少的地方。弹药收发凭肩扛，最忙时一晚能装卸四五十吨。那会儿新兵都练得像小钢筋，我也跟风练双杠、负重深蹲，半年身高蹿到一米七。老贾看在眼里，偶尔递支香烟过来：“别嫌呛，提神。”我不会抽，只好抿一口又咳得厉害，他笑得直拍大腿。

1972年下半年，“五好战士”评比照常进行，我靠着勤快加一手还算过得去的靶场成绩，稀里糊涂挂了榜。奖状写着“年龄虽幼，勇挑重担”，战友们起哄：“小不点要当英雄喽！”我脸皮薄，躲到枪械间擦步枪，擦着擦着竟觉肩膀更沉——那张薄纸其实是份催促书。

真正的考验在1973年到来。因战备需要，仓库整体搬迁入洞库。二十八辆大卡车连轴转，一天两趟，每趟四吨半。连续二十多天，大家困得能站着打盹。搬到第十八天，一个午后，老贾把我叫到办公室。他摊开一张盖着鲜红钢印的调拨单，说：“晚上押运，大头任务你顶。”我愣住了，正想问为啥只派一个人，他摆手：“别磨蹭，去装备处领证，弹药交给你了，车站接应有分区的人。”语气像平时点名扫地，平淡得让人心里起浪。

装车那夜闷得出汗。我把冲锋枪子弹上膛，又反复检查封签。老贾最后巡仓，拍拍我肩：“记牢，出不得岔。”说完转身进黑暗，背影在灯下拉得老长。

火车一路向东。车厢里除了金属撞击声，就是自己的心跳。到宁波是第二天下午，分区张参谋领我办完交接，硬拉着去招待所。“先住一晚，等通知。”我说战友还在搬仓库，他挤眉弄眼：“急啥，命令。”整整四天，没事可干只能翻本破小说，心里像猫挠。第五天早晨，值班电话响起，“小丁，回库，后续任务取消。”对方简洁挂线。归队时卡车已经收尾，我举着空拳头想帮忙，却发现弹药都进了新洞库，只剩老贾倚在洞口抽烟。他瞥我一眼，道：“歇够没？进去报到吧。”那声询问八成早就算计好，让我避过最吃力的尾声。

年底评功，我因“独立完成紧急战备输送”记嘉奖一次。证书装在牛皮纸袋，老贾顺手塞给我：“留着吧，将来用得上。”他咳嗽几声，干瘦的肩头抖了一下。那时真没看懂，他才四十出头，脸色却像仓库旧木板一样发灰。后来听说他长年闻火药味，又熬夜值班，肝脏出了毛病。

1976年春，我满四年退役，回到合肥进了国营机器厂，当学徒、当钳工，后来做到副厂长。工友问起当兵收获，总拿武器知识说事；实际上刻在骨子里的，是那个在香樟林深处守了一辈子弹药的小老头，以及他拍在肩上的那一句：“记牢，出不得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