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职业教育也在发生一些让人感到希望的变化。2022年5月1日,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这是该法自1996年颁布以来的首次大修,最重要的变化是,新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和震在采访中表示说:“在法律层面规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地位同等重要,有利于塑造社会共识,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社会观念应从重视学历转向重视贡献、重视能力。”新法还明确,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用人单位不得设置妨碍职业学校毕业生平等就业、公平竞争的报考、录用、聘用条件。具体到待遇提升方面,教育部联合人社部发布了“新八级工”制度,增设“首席技师”岗位,相关人才每月可多领2000-4000元职业补贴。
这些政策层面的变化,正在慢慢改变着职业教育的生态。但更重要的变化,或许来自那些真正走进职校、理解职校生的教育者。陆千一就是其中一个。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她本可以有很多“更好”的选择,但她选择了去西北地区的职业学校当语文老师。刚开始,她也遇到了很多挫折。按部就班地讲课本,学生们眼神涣散,发呆打瞌睡,或者干脆玩自己的。她准备了很久的讲义,总结各种知识点,学生们头也不抬。陆千一发现,不只是上课内容,很多学生对于课堂模式本身就很排斥,这种心理来自于之前上学时遇到问题没有得到老师帮助,或者被严重批评或体罚过。一旦产生抵触心理,不管老师讲的是什么,只要是新的知识,他们就不太愿意去听。
于是,陆千一开始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她会很注意课堂氛围,希望尽量轻松一些,准备音乐、视频,布置一下教室。她还会加一些小游戏,比如拿一个箱子掏个洞,让同学们写下生活里的困惑,再由抽到的同学去解答。她还尝试向学校申请,把跑操变成每个月累计跑30公里,学生可以自己安排时间,用手机记录,由体育委员集中检查。晚自习允许同学不来教室,只要有明确的事要做就行,在一定的范畴给学生选择的自由。这个尝试后来被叫停了,但她的努力没白费,她和学生们建立起了真正的信任关系,学生们开始会把平时写的东西拿给她看。她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带着学生们写“想在葬礼上听见的话”,有一个男生写自己从小到大学习都不好,但是他过得很快乐,后来他上了中专,在学校里参加技能大赛,有了一技之长,一直都很开心。他在最后写:“我知道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也知道我注定是一个普通人,但我会快快乐乐地过完这一生。”
陆千一在《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中说:“清北”的标签,和“职校生”标签一样,都是越过了人本身,去定义一个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给人预设好了一个评判的框架,我觉得学习的意义就是获得心理上的自由,而不是走进这个框架里。她讲到被眼下讨论很多的“托举”一词,她说:“托举当然重要,但不是充要条件。人的自我发展在人生中更重要,就是不管出生在怎样的家庭,处在怎样的环境,自我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去喜欢某个东西,做某件喜欢的事。我们应该有这种自由,也应该给彼此更多探索自我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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