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学校生活

小舞来到大专后发现，学校的教育资源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技术发展与行业更替日新月异，学校教材滞后、老师与企业脱轨是职业学校长期存在的问题，小舞的知识大多靠上网自学或自主实习得来，有些时候甚至得是他来教老师。根据教育部2022年的统计数据，全国中职学校师生比高达1:19.54，高职院校达1:20.28，远超合理标准。更关键的是，“双师型”教师，也就是同时具备理论教学能力和实践教学能力的复合型教师，占比中职仅30.82%，高职为39.93%，远低于德国等国70%以上的水平。职业院校教师技术更新周期平均5.2年，而产业技术迭代周期已缩短至1.8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老师教的往往是过时的技术，学生学的往往是淘汰的工艺。在这场看似程序完善、目标清晰的专业学习中，大多数同学或因培养方案混乱，或因知识基础薄弱，始终被封闭在知识之外，选择放弃的不在少数。用作者陆千一的话来说：“课上无人听讲，课下无人复习，考试变成了一场学校与学生心照不宣的表演”。小舞在自学过程中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网友，也深深感受到知识共享的意义，并希望将这种平等传递给更多同学。他曾经专门为同学们写过下载资料的网页，劝说、指导、分享资料，为此做过许多努力，然而他渐渐感到这不是一个他可以独立解决的问题。

陈楷夫的经历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个问题。他对数控专业充满热情，从中专时就开始带徒弟。他说自己第一眼见到车床，就觉得真酷、真炫，他的原话是：“我觉得机械对我来说就像音乐一样，就像在一个营地上点着篝火，敲手鼓的敲手鼓，弹吉他的弹吉他，很吸引我，很让我舒服”。

但即使是这样热爱技术的陈楷夫，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困境。他学的是普车，属于传统机械加工，现在其实已逐渐被数控车床取代。他去过市里的几家机加厂和数控厂，问他们招不招普车工，也招，但一个月只有五千八。他觉得对于这样一份需要基础知识储备、同时又十分劳累的工作而言，这样一个价格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很多职校生虽然入校了，但大多早就不把自己看作是学生了，他们没有任何缓冲地投身到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陈千帆就是其中的典型。陈千帆来自一个小县城，父亲是货车司机。通过单招进入大专后，陈千帆很快发现自己无法适应学校的管理模式，也对学校技能培养与现实需求脱节的状况感到失望。于是，他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尝试不同的工作，送过外卖、跑过车、开过店，还一度做起劳务中介，帮工厂在学校招工。他曾因为被骗，付不出被他叫来打工的学生的工资，只能半夜去机场转运中心搬快递还债。陈千帆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他说如果不能在毕业前获得稳定的收入和社会资源支撑，他就不得不成为廉价劳动力。

这群职校生都有过各种各样的打工经历，汽修厂、餐厅、KTV、酒吧，或者直接上流水线。小舞就记得他干过的一条流水线俗称“追魂夺命流水线”，是做显示器的，速度很快，根本停不下来，站上去就是一整天，他还想过去一个知名的电子产品加工厂，但两次没有通过这家工厂的心理测试，被这家工厂永久拉黑了。林小英说她看到这些经历时感到很心疼，她在推荐序中写道：“我们并没有使孩子们认识到，就算是在学校正儿八经开展了劳动教育，这种在成人监督下的活动与真实的成人世界活动并没有什么联系。而我们的职校生几乎没有过渡，又要在强势升学话语的环境下自行步入职业轨道，孤独而痛楚。”但同时，她也说她“不得不佩服他们在死命都不服气的环境中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我必须再次讲到陈楷夫的故事。不同于其他职校生的叙述，他的叙述中始终饱有一种热情，即便是讲述最艰难的现实也是如此。小时候的陈楷夫喜欢音乐，他三岁就开始学钢琴了，但可能因为父母为他学钢琴这件事付出很多，所以管得也特别严格，他在练琴这件事上经常被打。上初中后，他开始抵触钢琴，无论他父亲怎么打他，他都不弹了。上中专后，教学楼每一层都放了一架钢琴，是幼教专业上课用的，有一个冬天，天气很冷，他突然就开始想念钢琴，他等晚自习下课，教学楼的人全走了，他走到楼道的钢琴面前坐下，弹了一个多小时。自那之后他意识到抛开以前的愤怒和叛逆，他真心喜欢音乐。

后来他每天下了晚自习都去弹琴，也开始唱歌，没多久他就去学校外面的酒吧找到了一份驻唱的工作。他也因此接触了更多玩音乐的人，他说：“只要站在台上，我都自在、舒服，像瞌睡遇上枕头了。”现在他这么描绘他理想的未来：“以后自己有房子的话，或者在我奶奶家空着的大院子里，搬一个机床放在那儿，每天弹弹琴，加工加工自己想做的零件。我还喜欢机车，以后可能会买摩托，车上面哪个零件出问题了，我可以自己手动做。这就是我生活愿望的总和”。在他看来：“即便一切都无法颠覆，即便人生已经确定好了，也请相对自由、相对理想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