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高凤英因一句话给中央写信，为父伸冤，毛泽东：建议重审

一九四五年五月的延安窑洞里，夜已深，主席放下文件，忽然自言自语：“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身旁的工作人员一怔，忙把这句突兀的话记了下来。谁也想不到，三十年后，这一句未完的追问，会被一个年轻女子当作敲开真相大门的钥匙。

到了一九七五年一月，高凤英三十八岁。她守着母亲留下的一只旧箱子，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纸条，正是当年延安会议中流出的这句话。那天夜里，她给北京寄出一封申诉信，请求查明父亲高敬亭被枪决的来龙去脉。对她来说，父亲是模糊的剪影；对共和国来说，高敬亭却是一段尘封记忆——从大别山血战到皖西游击，他的名字早被归于“禁区”。信件寄出三日后，中央办公厅便有了回音，直送中南海丰泽园。病榻上的毛泽东批下七字：“建议中央军委重审。”至此，一支被压抑了三十多年的往事缓缓展开。

把目光拉回到一九三五年初春。大别山区残雪未消，零散的红军游击队在山风里咬牙前行。二十八岁的高敬亭决定干一件大事：把零散千余人整编为红二十八军。那时中央红军已远去陕北，留给大别山的，只剩敌军的铁壁合围和白色恐怖。他明白，没有响亮的番号就难聚民心，于是当众宣布：“大别山不能断红旗，咱们自己扛起它！”一句话，士气陡升，乡亲们连夜送来粮食和草鞋，战士们在月光下磨枪擦刃。

随后的战局步步惊心。国民党安徽“剿共”总司令梁冠英调来二十五万大军，妄图“一月肃清山地匪患”。红二十八军却只有不足两千人，还缺粮少药。高敬亭最得意的一招，是编织起密如蛛网的“便衣队”。十来号青壮，白天在山路砍柴，夜里化作侦探与宣传员：打探情报、分粮给赤贫、把伤员背进老百姓土窑。敌军一次围攻桃岭，他看准隘口狭窄，先以一个特务营诱敌，再令埋伏部队从山腰猛插侧后，两营桂军瞬间被截成数段。山谷里枪声回荡，乱石滚落，等硝烟散尽，红二十八军得以脱困，还缴了两百支步枪——这在弹药奇缺的年月殊为可贵。

也正是连番胜利，让高敬亭的脾气愈发刚烈。多年行走山林，他自负眼界，比起机关里那些文件，他更信手中驳壳枪。对上级指示，往往先问是否符合山中实情，再考虑执行与否。一九三九年初，随着抗战全局变化，新四军总部命他所率第四支队东进皖东，与兄弟部队会合，开辟苏皖抗日根据地。这道命令在高敬亭看来疑点重重：日军沿江西犯，桂系白崇禧又窥伺大别山，若此时撤离，贫雇农和秘密党组织岂不暴露？他斟酌再三，向上级陈情，终未成行。

祸根也就此埋下。六月中旬，新四军在河南信阳召开誓师会，会议原本只讨论七团二班长杨克志、班长曹玉福夜逃投敌一事，却很快演变为对高敬亭的“纠偏”。“目无纪律，抗命逗留”，“私设公堂，妄杀俘虏”，罪名一条条罗列。他的千余名战士被阻隔在会场之外，不得发声。有人低头抹泪，却无人敢辩。一位老连排事后回忆道：“谁出头谁就会被指成同党。”三天后，叶挺宣读枪决令。六月二十四日，枪声划破了安徽霍山清晨的雾气，一代红军骁将倒在了血泊里，年仅三十二岁。

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沉吟良久，轻叹：“杀早了。”但抗战正酣，大事缠身，此案终被搁置。随着解放战争、建国、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一代代功臣烈士的姓名被镌刻碑石，高敬亭却像被历史忘却。直到女儿高凤英的那封申诉信，把尘封的档案重新摆到中央案头。

审查工作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牵头，几位当年的战友相继笔供——林维先、王近山、张力雄都写来证明，说“高敬亭多有过失，却非反党谋逆”。档案中那份原始电令也重新被翻出：桂系施压，项英急电催判，此系背景；而三日“反高大会”上罗列的诸条，多属“政治推断、证据不足”。一九七七年四月，总政下发文件，认定高敬亭“对敌斗争功勋卓著，决议予以平反昭雪”。

一九八〇年春，合肥青龙场。原新四军特务营长、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林维先，掩面而泣。他亲手捧起被发掘出的残缺遗骨，小声对高凤英说：“当年若是我多劝一句，也许……”话未完，泪已落。那日的追悼仪式简朴却肃穆，军号响起，松柏无声。高将军的功与过，就此留存在纪念碑后静默的碑文里。

高敬亭一生，如同他曾经指挥的游击战，刀口舔血，跌宕多变。他用三年时间让大别山再度升起红旗，也在三天会场里走到生命终点。历史在一阵风中，吹来硝烟，也吹落尘封。后来者若要评说，只能承认：战场功劳与组织纪律，有时会在激烈的时代碰撞；而英雄的陨落，并不能抹去其对民族命运的付出。

高凤英的那封信，像一束光，让世人重新看见血色山林里的青年指挥员。毛泽东的七字批示，则提醒后人：是非功过，当凭事实，不可被一时喧嚷淹没。高敬亭的故事已经落幕，留给史家的，是一纸尘封档案；留给读者的，则是一声峻厉而悠长的枪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