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身兼5职到专职副司令，话语权不重？几年后被放省军区干休所

1959年7月的一天午后，南京军区机关里闷得像蒸笼，郭化若掂着水杯，听完秘书的简报，只淡淡回了句：“老王的事，我再去说说。”这“老王”正是副参谋长王德。几小时前，关于王德被要求转业的文件已下到办公室。郭化若觉得做副职，理应为部下分担，他赴司令部汇报，却没能把王德留住，这也是他日后失去发言权的转折点。

往前推三十年，1929年，31岁的郭化若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成回国，满脑子现代军事理论，被叶剑英调去红四方面军任纵队参谋长。棋盘初布，形势大好，可“托派”标签突然压下来，他很快被派到后方从事教学。那一年，他体会到什么叫“旗开得胜又戛然而止”。

1938年春，他在延安窑洞里等到组织宣布“问题澄清”。彼时全面抗战已爆发，干部奇缺，郭化若被送到延安抗大、随后又到晋西北办学。战争年代，前线缺人，可课堂也缺懂业务的老师，这位“儒将”于是成了部队的“课程表”。

抗战胜利后，中央原本要他去东北协助林彪，但他在晋察冀前线落下一身疟疾，走一段路就得停，最终调往华东野战军，任二级军区副司令，分管训练和纪律。六纵干部多是战场上缴武器的俘虏兵，组织决定给纵队配两名副司令，他是其中之一，专门盯作战训练——纪律不整，仗打不顺，前车之鉴摆在眼前。

1948年5月，粟裕点兵东进，华野四纵换政委，郭化若接任。年底淮海战役打响，他改任九兵团政委。解放上海时，兵团绕苏州河穿梭，他白天勘察火力点，晚上趴在地形图上画箭头，身边人打趣：“老郭这是又当参谋长又当政委。”这话一点不夸张。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他身兼九兵团政委、淞沪警备区司令兼政委、上海防空司令部司令兼政委等五职，一张桌子摆不下文件，每天凌晨才歇。

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军区缩编为南京、济南两大军区。1955年初，郭化若调南京，继续做副司令，分工训练。按惯例，副司令如果专抓作战训练，排名要比分管后勤、民兵的副职靠前，当时军区只有他和叶飞两名副司令，叶飞另有福建省第一书记的担子，因而机关内私下称郭化若“顶替叶飞盯部队”。

形势却在1959年骤变。王德被下令转业，他为王德三次跑司令部，劝留不成。随后王德写出那份震动全军区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司令、政委，甚至点了郭化若的名字：“副司令也说话不算话。”文件里批评“写大字报方式不妥”，可对郭化若的“说情”也有微词。自此，他被调离训练口，转去主持军史编纂。外人看来“职务没降”，可心里清楚，已不在核心圈。

1960—1964年，他主编《新四军军史》《华东军区战史》，同时重译自己在抗战时就动笔的《孙子兵法》白话本。有人问他“为何重译”，他莞尔：“那年头忙着打仗，只能边走边译，现在总得给后人留个像样的版本。”语气轻轻，却夹杂几分失落，因为真正的军中权柄已离他渐远。

1965年春，“四清”运动推进。有人揪住他文章里一句“格格不入”的用词，说是对现实不满，连夜写材料上送。批判会开了又开，“儒将”成了“问题干部”。组织给了“边休边审”四字，他被安排到安徽省军区第二干休所，名义上静养，实际寸步难行。一次牙疼得睡不着，想去济南看老战友兼牙科专家，审批条子七天没签下来，气得他在日记本上写道：“兵马未动，牙关先松。”

干休所的日子枯燥。每天清晨，他抱着一摞线装书去走廊，挑灯校对《孙子》。偶尔旧部探望，他竟不谈军史，只聊种花养草，仿佛要把记忆里的硝烟压成土壤。有人感慨：“老郭是被放逐的将军。”话虽刻薄，却也不失准确。

1973年形势再转。中央军委决定充实军事科学院领导班子，考虑郭化若熟悉教学、精通俄语、研究传统兵学，批准他出任副院长。那时他65岁，高血压、气管炎缠身，但听说要重建《解放战争战史》课题，他当晚在北京西郊的小院里写了整整十页计划书。警卫员劝他早歇，他摆手：“老兵油子一点用场没有，也不好看。”

1978年后，军队院校体制改革，军事科学院需要把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史料系统整理，他带队跑南京、合肥、上海，翻旧档、访老兵。一次在雨花台烈士陵园，他对记录员低声道：“别老写我被整的事，把功劳写给牺牲的兄弟。”

1985年，中央批准他离休，享受副大军区级待遇。那年他77岁，住在总参三里河干休所，屋里一墙全是军史手稿。战友来看，他仍爱讲十二年前在安徽干休所的“牙疼往事”，语气轻轻，像讲别人。

自高光到边缘，再到学者式归队，他的履历跌宕。身兼五职时，他叱咤上海滩；转做专职副司令，却在王德事件后失去抓训练的话语权；四清运动里，他被摁在省军区干休所，连出城看牙都得批条；直到晚年，他又把精力倾注在史料里，最终在纸堆中结束军旅。

将军离休之日，没有仪式。老同事递上花篮，他答：“花易谢，史难成，抓紧。”说罢，他推门回屋，重新坐到那张写字台前，案头仍是《孙子》的注解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