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彭真让耿飚立即前往人民大会堂：你闯祸了，小平同志很生气

1984年5月25日中午十一点五十分，北京西长安街热气蒸腾，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飚刚踏下人民大会堂台阶，钻进吉普车准备赶赴万寿宾馆陪外宾用餐。

车辆发动后，他抬腕看表，脑海里闪过上午会议的细节，却没有意识到另一场风波正迅速逼近。

从1950年起，这位原十九兵团副司令脱下军装，辗转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马德里、拉巴特，先后担任三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三十多年里，沙场的锐气被岁月磨成了使节的沉稳。但骨子里的直爽并未完全褪色。

就在半小时之前，大会堂北门外聚满香港记者。有人高声发问：“中央是否打算在一九九七年后在港驻军？”场面嘈杂，闪光灯连成白线。耿飚信步而行，随口回了句：“可能不一定，看届时需要吧。”他语速很快，转身便上车。

港媒记者捕捉到这句模糊表态，迅即通过电话和传真发回编辑部。当晚《明报》《工商日报》头版同时出现醒目标题：“北京重量级人物暗示：九七后或无解放军驻港”。消息如火星落干草，舆论哄动。

5月26日清晨七点，几份内参摆上常委案头。彭真读罢，眉头紧锁，随即拨出电话：“请耿飚同志立即回来，立刻！”

耿飚抵达人大办公厅，推门未及开口，彭真已直截了当：“你闯祸了，小平同志很生气。”短短一句，空气骤然凝固。

问题缘何如此敏感？把时针拨回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明确指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不容讨论；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掌握。1982年9月24日，他与撒切尔夫人正面交锋，再次申明“主权问题一点不容谈判，驻军是象征，也是底线”。

中英谈判从秘密磋商到正式会谈已持续二十二轮，核心始终围绕主权与驻军。任何被外界解读为“松口”的言语，都可能被英方当成谈判筹码。耿飚的即席回答，无异给对手递刀。

当天下午，政治局常委临时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邓小平放下文件，声音低沉却坚决：“驻军是国家主权的标志，谁也不能讲含糊话。”短短数语，分量千钧。

晚上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插播新闻：耿飚同志对香港记者的答复系个人随意回应，不代表政府立场；中央关于一九九七年后在港驻军的决定坚定不移。紧接着，新华社发布通稿，香港各大报不得不在次晨改口：“邓公亲自澄清：解放军必驻港”。

5月28日，耿飚递上书面检讨，仅三百余字：反思、致歉、保证，言辞简练。邓小平看完，轻轻合上稿纸：“教训记住，工作继续做。”

6月初，外交部谈判小组离京赴伦敦进行新一轮磋商。驻军问题再未出现摇摆。9月18日，周南与英方代表在北京草签《中英联合声明》文本；12月19日，双方政府正式签署。

回望当天的风波，细节令人后怕。谈判桌外，一个模棱两可的句子足以让数年心血付之一炬。外交场合，言辞即武器；握不好，反噬力量惊人。

驻军原则最终写进《联合声明》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在港驻军承担防务。条文冷静，却是无数场斟酌后的定音符。

耿飚此后再未对香港问题公开置评，但在晚年口述中提及那日仍感惭愧：“一句随口，差点坏大事。”从沙场到官场，他深知纪律二字重若千钧。

1984年的那个午后，电话铃声、匆促脚步、批示文件交织出短暂惊险，也写下中英谈判史上少为人知的插曲。事实告诉世人：主权事无小，外交无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