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去世3年后，中央通知开追悼会，胡耀邦致电陈云：参不参加

1979年8月19日午后，北京西郊玉泉山的松风间，电话铃突兀响起。警卫员把话筒递到床边，只听得胡耀邦在那头轻声一句：“老陈，张闻天追悼会，您看参加不参加？”话音未落，屋里连风都停了。

陈云慢慢撑起身子，额头细汗可见。他记得那位比自己年长一岁的老战友——1925年入党、长征途中主持遵义会议、历经坎坷却始终清醒的张闻天。沉默几秒，他低声答道：“会参加，最好能推迟几天，让我赶回北京。”这一刻，冰冷的电话线仿佛被多年战友情谊捂热。

电话挂断，陈云吩咐秘书安排返京。此时距张闻天辞世已整整三载，关于这场迟来的告别，人们心中各有一团火。要弄清它缘何推迟，就得把时钟拨回到1960年初。

那年深冬刚过，张闻天在上海寓所写下长信，请求中央给他任务：“大的干不了，小的也行。”信辗转抵达中南海。他曾在延安写社论一夜成名，却在新中国成立后数度沉寂。即便如此，他仍认定自己是党的人，“不能闲着”——这是他反复对妻子刘英说的话。听来朴素，实则坚硬。

中央最终给了他“特约研究员”的名义，供职于经济研究所。他骑旧自行车穿梭于粮库、工厂，做实地调查，把厚厚一沓统计报表摊在书桌上，研究宏观调控的可能路径。研究员身份算不上高位，可他干得起劲。有意思的是，所里年轻人拿他当灯塔；谁手里弄不清的数据，跑到张老那里，总能得到一张密密麻麻的注释纸。

好景却短。1969年，他被安排到广东肇庆“休养”。环境清幽，却难消胸中愁云。他仍写，仍读，哪怕双眼日渐昏花，也要把鼻尖贴到书本上。那句抄自列宁的“在肩膀上长自己的脑袋”，被他写在台历顶端，每天抬眼即见。

1974年4月，他已72岁，眼疾加重，行动迟缓。多次给中央写信，希望在失明前“看看祖国的新面貌”，并提出北上治病。毛泽东批示：“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省委随后通知：迁居无锡。于是，汤巷45号那幢两层小楼成了他生命最后驿站。

无锡的冬夜湿冷。1975年底，高血压夹杂支气管炎频繁发作。朋友韩培信来看他，席间一道红烧肘子热气腾腾。刘英担忧血压，示意他别动筷。韩培信轻轻把一小块放进老人碗里：“想吃就吃吧，偶尔一次没事。”这一幕，温暖而酸楚。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张闻天守在黑白荧屏前，泪水顺着皱纹滑落。悲恸让病情雪上加霜，他常彻夜难眠，呻吟声隔墙可闻。4月，他托付刘英写下“死后全部存款交党作最后一次党费”。字迹歪斜，却透着决绝。那张薄纸后来被夹在医嘱单里，泛黄至今。

7月1日，建党55周年，也是他入党51周年。上午，他让看护人调大收音机音量，认真听新闻，又兴致勃勃谈起某种新型轮椅：“能推着下楼，同群众说说话，生命在于运动嘛。”谁也没料到，一小时后心脏病突袭，73岁的他闭上双眼。刘英的哭声在小楼回荡，隔壁邻居不敢出门，只能低头擦泪。

江苏省委火速向中央报告。彼时风向未定，7月8日的回电冷冰冰：“不开追悼会，骨灰暂存无锡。”次日，简单告别仪式举行，花圈写着化名“张普”。刘英献上的白花挽联只有五个字——“献给老张同志”，寂寥得叫人心碎。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的步伐加快。刘英趁机给陈云写信，请求为丈夫“正名”。陈云在文件上批了八个字：“完全应该，转各主席阅”。态度之坚决，外界少有人知。随后，中央组织部着手起草悼词，定调张闻天为“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

这时便出现了开头那通电话。胡耀邦考虑规格，想让陈云主持、邓小平致辞；陈云却谦逊表示：由小平主持更合适，“规格高些”。他理解，张闻天生前一再表示的“对党负责”四字，离不开最高决策层的直接肯定。最终拍板：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

8月25日清晨，人民大会堂灯火未熄。黑纱挽幛上，雪白大字“张闻天同志追悼大会”肃立正中央。挽联、花圈、翠柏，把大厅映成一片苍绿与素白的海洋。北方初秋的早晨略带凉意，却挡不住络绎车流——老红军、科学家、青年学生，都来了。

上午九时整，熟悉的钢笔字跃上大屏：邓小平含泪致悼词。语言平实，却句句凝重：“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会场内外，很多头发斑白的老同志早已红了眼眶。人们想着1935年腊子口那晚，张闻天与毛泽东并肩夜行商议突围；也想到延安的小油灯下，他一笔一画起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执拗背影。

最令在场者动容的，还有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同时刊发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这是张闻天遗稿，三易其稿，订正过百处。稿纸上斜行竖写，连标点都用铅笔重新标注。编辑们在凌晨胶片上赶排完最后一版，才把它送到大会堂门口。文稿面世的那一瞬，仿佛老人倔强地说：“我仍在为国家思考。”

追悼会后，刘英把当年那张“特别党费”收据珍藏在木匣。她常对来访者提及丈夫最后的愿望：“他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别看晚年寂寞，他心里想的始终是党和人民。”说到动情处，眼眶泛红，却转头又笑：“他最遗憾没写完书，我得替他守着那些资料。”

1981年，一部《怀念张闻天同志》问世，书名由陈云执笔。他的笔迹苍劲，收尾处微微上扬，如同给老友递去默默无声的问候。后来，无锡汤巷旧居挂上了“张闻天故居”横匾，也是出自陈云手笔。字是熟稔的隶书，却写得比平日更柔和。

张闻天在无锡的旧居，如今院中香樟已粗若抱，枝叶交错掩映着那方小小门牌。一些当年在经济研究所跟随他做调研的青年学者，偶尔会回来，站在旧书桌前，指着那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低声交谈，像是又被督促着思考国家兴衰。老人不在，他的追求还在。

追悼会过去的多年里，那通电话的余音仍在史册里回响。胡耀邦的征询，是对战友情的尊重；陈云的回答，则是一份沉甸甸的情义。有人说，迟来的仪式难补心中遗憾，但历史终究给了张闻天一个清晰定位。风雨半生，荣枯数度，他把最后的一点余温都交给了信仰，这份坚守至今仍照亮后来人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