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被俘高将领吴成德，晚年获得军级待遇，病逝后薄一波献花圈

1953年9月2日凌晨，板门店的山雾尚未散尽，一辆军车缓缓驶向中立区。车门打开时，一名面色蜡黄的中年军官被扶下车，他挺直脊背，朝北方行了个军礼——这是吴成德结束战俘生涯、踏上归途的第一刻。短短几秒，众人仅从干瘦脸庞与凌乱灰发判断，他比入朝时至少老了十岁。

回到时间起点。1912年盛夏，山西新绛县东庄院土房内传出婴儿啼哭，这个农家孩子被取名吴成德。家里只盼平安，他却向往外面的天地。25岁那年，山西军政训练班扩招，他交上唯一一张介绍信，开始了从乡间到战场的转身。1938年秋，他在娘子关前线写下入党志愿，之后参加百团大战，腿上留下深可见骨的弹痕。

抗日硝烟未散，解放战争已然打响。河津突击、晋中合围、太原攻坚，吴成德所在的纵队几乎场场在第一线。1948年底，他任一八〇师副政委，熟悉的人说：“这小个头，一上阵像把钢钉。”军部电文也提到，吴成德“长于攻坚，善于安民”。

1950年10月，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一八〇师在战争第五次战役担起西线主攻，1951年5月29日清晨，敌空中火力封锁补给线，部队被困于金城以北谷地。三天断粮，两夜雨，弹药见底。师党委决定分路突围。午后，吴成德骑马巡查，忽听山沟处传来惨叫：“政委，走不了了！”他勒马俯身，只见三百多名重伤员倚石靠树，氧气袋被割，绑带渗血。再走十里可望出路，可他停住。下一刻，他拔枪击毙战马，高喊：“同志们，我不走！咱们一起想法子！”枪声惊走山雀，也断了个人生退路。

依托山林，他带残部辗转打游击，白天潜伏，夜晚摸哨，靠野菜树皮充饥。十四个月，队伍由三百余人减到三人。1952年7月，美军搜山队以犬追踪，在一棵老栗树下发现奄奄一息的吴成德。此时的他，体重不足百斤，胡须与头发纠成一团。

关押地先在巨济岛，后转釜山监狱。美韩方面联手台湾当局，口头许诺“自由世界的高官待遇”，软硬兼施。审讯室里，美军军官摊开表格：“只要在这里签字，马上送你去台北。”吴成德只回一句：“痴心妄想。”这句中文让翻译愣住。敌人从此将他列为“顽固分子”。

遣返那天，志愿军代表几乎认不出他。车轮驶进开城集结区，迎接人员递来一双新布鞋，他却坚持穿着破草鞋，理由是“脚还没适应当干部那种宽皮鞋”。然而等待他的并非鲜花。次年初，个别部门简单化地给战俘贴上“叛徒”标签，1954年6月，吴成德被开除党籍、军籍，下放辽宁一处国营农场。有人好奇他为何不申诉，他淡淡地说：“组织会想明白，总不能永远糊涂。”

农场冬天极冷，积雪可没膝。吴成德每天提着铁锹上工，闲时翻看旧军报。文革期间，他和妻子在土屋里遭抄家，半箱泛黄军功章散落雪地。夜里，他冒雨步行十余里寄出申诉信，一连多年，从没中断。信里多数篇幅记录战俘营的顽抗细节——他要说明的仅是一件事：没有背叛。

1979年底，中央成立专门复审小组。1980年3月，山西省委工作人员来到农场，当面宣读决定：撤销原处分，恢复党籍，享受军级干部待遇。听完文件，他抿嘴许久，才说一句：“可算把兵带回来了。”随后便借钱买了几条烟，请全场职工喝茶，算是“还人情”。

重回家乡，新绛县老井旁，邻里围住他，嘘寒问暖。他在县武装部挂名顾问，平日帮乡亲修渠种树。八十年代初，希望工程在乡镇募捐，他把多年工资节俭攒下的四万元悄悄交给教育局，叮嘱负责人“别声张”。家人一直以为那些钱存在邮政储蓄，直到1996年才知道流向。

1996年3月6日清晨，运城军干所传出噩耗，84岁的吴成德病逝。去世前一夜，他仍倚床嘱托护士：“把我那本日记烧了，别让娃娃们多想。”灵堂内，朴素的松柏枝簇拥着花圈，薄一波的挽联写着：“赤胆忠魂，浩气长存。”通信兵低声报告，人们才知道，薄老特意强调“务必送到”。山西当地数百名老兵自发前来，轮流守灵。棺盖合拢时，有人轻声念叨：“政委，这回不再分散突围了。”

吴成德离开后的旧居，如今仍保留那把打光漆的木柄手枪；枪口微微上翘，仿佛在回响四十五年前那声决绝的“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