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一女医生申请入党，公安局长看到资料后大惊：她是军统特务

1958年6月25日清晨，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灯火通明。大批工矿企业的党员审查材料堆满案头，局长黄赤波正逐份翻阅签字，一张来自济南的入党政审函却让他停住了笔。

信中求证的对象叫“劳有花”，现任山东某机械厂医务室医生。她的简历中，有一段1949年初在上海曹家渡某纱厂任护士的经历。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瞬间令黄赤波血脉贲张——十年前那宗震动全城、针对陈毅市长的未遂刺杀案，主谋便是一名神秘失踪的女护士。

“会不会就是她？”黄赤波抬头，眉峰紧蹙。他叫来刑侦处长，“把‘五二〇’专案的老卷宗调出来，对照照片。”处长应声而去，只听“啪”一声推门关上，屋里骤然安静，仿佛连吊扇声都放大了。

黄赤波记得，那起案子曾动用全城力量，却始终没抓到女凶手。主犯刘全德在1950年已伏法，案情似乎尘埃落定，可卷宗末页始终写着两个字——“悬而”。如今，一个看似普通的入党申请，再次拨动了这根尘封的弦。

公安部刚刚下达“彻查潜伏残特”的指示。上海、济南两地刑警迅速行动，暗中调取劳有花的档案。证件照片放大后，与十年前那张略显稚气的黑白旧照逐帧比对：眉骨弧度、唇峰形状、左耳轻微缺角，全数吻合。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济南机器厂里，劳有花正伏案描写入党自传。她写自己“出身小商家庭，在上海从医多年，立志跟党走”，对早年经历三缄其口，只字未提军统。车间工友只知道她医术好、说话和气，下夜班常见她提药箱四处义诊，谁会把她同特务联系在一起？

时间线回拨到十五年前——1943年的重庆。抗战正酣，日机轰炸笼罩山城。21岁的劳有花在国立卫校练习包扎，身形单薄却眼神坚毅。戴笠到校挑人，选中这位身手敏捷的女学生。军统的铁血训练、残酷淘汰，将她磨炼成“暗影之花”。

日军投降后，山河未靖。劳有花随军统西撤南京，又转往上海。1949年春，上海迫近解放前夜，蒋介石下令对“中共三野司令陈毅”实施斩首行动。毛人凤精选三人：王牌杀手刘全德、无线电报务员何子奇，以及行动组唯一的女特务——劳有花。

5月中旬，上海街头风声鹤唳。劳有花化名“罗妙慧”，打入曹家渡丰裕纱厂医务室，为后续刺杀搜集市长出行情报。恰在此时，地下党截获电讯，侦察人员经过潜伏监控，在外滩海关大钟下将刘全德擒获。

审讯室里，刘全德神色冷硬，却终究抵不住证据轰击。他咬牙自嘲：“我栽了，劳姑娘还在城里，去找她吧。”专案组顺藤摸瓜，却只在她的宿舍墙缝里发现写有暗号的火车票——人已脱身。

劳有花东躲西藏，最终循着旧日亲情潜往济南。借表妹的关系成为厂医，换了口音，化了装，回避一切与旧日相关的交际圈。七年里，她把行医做得尽职尽责，甚至捐出积蓄资助困难工友，仿佛过去被岁月抹平。

然而，历史的网越撒越密。1958年，中央号召“党员成分清理”，各地纷纷自查干部来源。机械厂党支部鼓励劳有花递交申请，她思忖再三：倘若成为党员，身份最安全。她压下疑虑，提笔写下那份自传，却不知那几行字正是自掘陷阱。

10月初，公安部批准抓捕计划。夜幕下，济南北郊的家属院灯火微暗。门响之际，劳有花还在检查药品。“劳有花，你被捕了。”两名便衣冷冷出示证件。她微怔，手中听诊器掉在砖地上，发出清脆一声。

回到上海的审讯室，她面对的已不是当年仓促撤退的黎明，而是铁证如山。黄赤波亲自提审，翻开卷宗：“十年了，你躲得好苦。你可知道，为你当年一枪，中弹倒下的路人直到今天都未能痊愈？”劳有花垂下眼睫，跪地长叹：“我错了。”

1959年2月13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判决书一字一句，列举了她潜入上海、协同策划暗杀、长期窝藏潜伏等十余条罪状。军绿色吉普车开往龙华刑场，寒风卷着江面潮气，铁门开启，枪声随即响起。

有人说，这枚子弹迟到了十年；也有人说，七载行医积下的善举或许是她最后的赎罪。历史记录的却只有干净利落的结局——一个在错路上越走越远的灵魂，终究付出了生命代价。

在随后公开的总结会上，黄赤波叮嘱干警：潜伏的敌人也许会披上任何外衣，群众路线和严密的档案制度才是最牢固的防线。此言不虚，正是那张薄薄的入党表格让凶手现出原形，也提醒所有人：胜利并不意味着松懈，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警觉。

上海的街巷又恢复了喧闹，济南的工厂汽笛依旧。劳有花的往事，只剩卷宗里的陈年照片和那份被红笔划满的申请表，默默躺在档案柜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