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廖承志送给陈云6双袜子，于若木却剪开袜底，陈云穿了8年

1937年冬，延安夜里常有朔风卷尘，窑洞口一盏菜油灯摇曳，灯下的陈云正在整理当天的会议记录。再过两个月，他就要迎来自己四十二岁的生日，彼时的他无暇顾及这一点——更紧迫的，是如何让组织部的干部和普通战士在同样艰苦的物质条件下把工作推向前。

彼时的延安，物资短缺到了什么程度？棉纱得靠部队从敌占区一点点“背”回来，肥皂被切成指甲盖大小分配。就在这样的背景里，1938年春，廖承志完成白区任务返延，特意带来一只小包，递给陈云时轻声说了句：“不值几个钱，可是能顶用。”包里是六双新棉线袜子。以当时的行情看，这已是奢侈品。

袜子一经拆封，屋里几个年轻同志便围了上来，羡慕写在脸上。陈云只笑笑，把袜子收进木柜，连同那条褪了色的藏青围巾一起压在最下层。他心里清楚，真正的考验不是“有”东西，而是“怎样用”东西。

六月初，于若木结束党校课程回到桥儿沟的家。她看到那六双袜子，第一反应却是“可惜”。她拿剪刀从袜尖一路划到脚跟，再把袜底翻到脚面，随后用旧布加了一层又一层。陈云愣住了：“怎么还没穿就剪？”于若木抬头，“先多费点事，日后少补几回。”短短一句对话，只占去一个呼吸，却把两个人的性子折射得分明。

改造完的袜子，脚底有三层针脚密密的布垫，厚得像鞋垫。陈云从枕边抖落灰尘，把第一双穿在脚上，试走了几步，竟觉得比新袜还舒坦。此后八年，他外出调查、翻山越沟，从晋绥到陕北，从冰雪到酷暑，脚下始终是那看似笨拙实则牢靠的袜底。旧底破了，于若木再拆一块布补上；棉线抽丝了，她就拆另一双的袜帮续到这双上。六双袜子被她拆拆补补，竟像接力棒一样，在陈云脚下“轮班”到1946年秋。

袜子的寿命被无限拉长，而夫妻俩的节俭也深深影响了身边人。1942年大生产运动兴起，机关干部人手一把锄头。很多女同志三天热劲过后举步维艰，于若木却在院前垦出一片地，种了马齿玉米、西红柿，还借来纺车，夜深人静时踩着踏板纺“机子线”。有人调侃她“既当干部又当农妇”，她并不在意，只说：“多一分自给，少一分负担。”

那年夏末，中央提议取消固定津贴，改为“多劳多得”。于若木每天能纺出别人两倍的棉线，换回的几块边币全部攒着，给机关里最缺肥皂的图书管理员买了两块大号肥皂；自己依旧用边角肥皂渣兑水洗衣。警卫员小李后来回忆：“她把肥皂切得像豆腐渣，那味道我至今都记得。”

除了纺线，拆洗棉被也是延安女人们免不了的功课。陈云那条红棉被被风沙打磨得泛黄，一提就塌。于若木挑灯连夜把絮成球的棉花一团团捻开。凌晨两点，陈云忍不住劝她：“明早还要上课。”“再半袋烟功夫就好。”她垂下眼皮，手却没停。第二天棉胎重新铺平，针脚像棋盘一样工整，睡进去暖得出汗。

外界封锁最紧的时候，机关送来一位18岁的保姆王玲。第一次做饭，王玲切下指甲盖大的土豆疙瘩打算丢掉，被陈云看见。他把那小块土豆捡回锅里：“再剁剁，能炒。”王玲脸涨得通红，此后再不敢抛弃一丁点儿粮食。几年后，她已经能读报、写信，常对人说：“识字这事，于大姐硬是拉着我学的。”

抗战胜利前夕，延安的物质条件稍有好转。组织部要给老部长添置新棉衣，陈云摆手：“还穿得动。”他翻箱倒柜，却找出那件被拆成围巾的藏青毛衣残片，让秘书转交后方医疗队，“给重伤员围脖子止寒。”围巾最终在前线用旧，一根毛都没剩下。

1946年深秋，中央机关西渡黄河前往山西临县。陈云整理行装，只带两套单衣、一条羊皮褂和那几双仍能再补的袜子。出发前，他对于若木说：“把这几双留着，路上得靠它。”于若木点头，却悄悄在行军粮袋夹了一小包棉线与补丁布。

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到1949年北平解放，陈云始终背着那口小木箱。开国大典后，整理行李的干事惊讶地发现：箱底压着一双外表斑驳、袜底拼接多层的棉线袜。干事请示要不要留作纪念，陈云说：“留给后勤，拆了用布吧。”

六双袜子的故事后来在干部口口相传，被视作“节约互助”的最好脚注。廖承志听说后，笑着摇头：“我那点心意，老陈终于还是‘升值’了。”

1956年中央开会讨论财经紧缩政策，陈云举例时又提到旧袜、新补、合用八年。会场一片沉默，随后有人轻声感叹：“说服力在那双袜子里。”正是这种看似家常的细节，让抽象的节约方针有了温度。

多年以后，于若木为青少年营养奔波，她在讲座间隙偶尔提起延安岁月。有人问：“当年最难忘的是啥？”她想了想，说：“剪袜底的时候，感觉自己真能为他多干点实事。”回答平淡，却让在场的青年听得专注。

2005年，白岩松拜访这位老人，追问陈云的求婚细节。于若木笑道：“他就一句，‘你是老实人，我也是老实人。’”简单到极致，却牢牢系住了两颗心，也系住了那双被补得花花绿绿却温暖如初的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