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51年,澶州军营的黄旗加身,郭威结束了五代以来“兵强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循环,登基建立后周。与其他靠兵变上位的帝王不同,他进入汴京后没有大开杀戒,反而第一时间召集大臣宣布:“朕起于寒微,知百姓之苦,故不敢重敛以困民。”
这位深知乱世疾苦的皇帝,首先拿后汉的苛法开刀。
后汉时期,“窃盗一钱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诛籍没”,甚至“犯私盐、曲无问多少抵死”“私牛皮一寸抵死”,百姓动辄获罪。
郭威即位当月便下诏:“犯窃盗及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无得诛及亲族,籍没家赀。”随后又细化盐曲之罪:“所犯一斤已下至一两,杖八十,配役;五斤已上,重杖一顿,处死”,取代了原先的一律死刑。
针对民间刚需的牛皮,他规定“计田十顷,税取一皮,余听民自用及买卖”,终结了“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的暴政。
对贪官污吏,郭威则坚持“峻法以绳奸慝”。莱州刺史叶仁鲁跟随他多年,却贪污绢一万五千匹、钱千缗,事发后郭威派人转告:“你自己触犯法律,我也没有办法!”毅然令其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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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乱世,百姓既要承受战乱之苦,还要背负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朱温当年掠获的耕牛租给农民,数十年后牛死租不除,成为百姓沉重负担;官府收税时还要额外索取“斗余”“称耗”,地方进贡的“羡余”之物更是层层盘剥。
郭威即位后第一道诏书便宣布:“凡仓场库务掌纳官吏,无得收‘斗余’‘称耗’。旧所进羡余物,悉罢之。”
广顺三年正月,郭威做出一项震动朝野的决策:废除户部营田务,将原先由官府掌控的田地、房屋、耕牛和农具,全部赐给耕种的农民作为永业田,同时彻底免除延续数十年的牛租。
有人建议将部分肥沃营田卖掉,可得数十万缗钱充实国库,郭威断然拒绝:“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他还下令招抚流亡百姓,将无主荒地分给数十万幽州饥民耕种,并免除他们的差税,允许农民自行开垦荒地为永业。
为了不耽误农时,郭威严格规范差役征调,禁止在农忙季节动用民力。他重新制定差役制度,要求地方官府合理安排徭役,不得随意摊派。
这些举措让饱受战乱和苛政之苦的中原百姓,终于获得了喘息之机,大量荒芜的田地重新得到开垦,后周初期便出现了“流亡归业,垦荒日增”的复苏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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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威的节俭,在封建帝王中堪称极致。他即位后不久,便从宫中取出宝玉器、金银结缕宝装床几等数十件奢华器物,在殿廷当众打碎,对侍臣说:“凡为帝王,安用此!
听说汉隐帝每日与嬖宠在宫中嬉戏,珍玩不离左右。滋事不远,应以为鉴。”随后下诏:“珍华悦目之物,不得入宫。”
这位“起于寒微”的皇帝,日常生活极为朴素,“常衣浣濯之衣,食蔬食”,宫中用品力求简朴,乘舆服饰力戒华丽。
他不仅自己节俭,还严令各地停止进贡珍美食物,废除了地方向朝廷进献奇珍异宝的旧制。面对大臣的劝进,他始终坚持:“我出自寒门,备尝艰苦,又遭遇战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害百姓。”
郭威的节俭并非做做样子,而是贯穿治国始终。他下令减少宫中冗员,压缩皇室开支,将节省下来的财力用于救济百姓和发展生产。
这种“务行节俭,革除弊政”的作风,不仅改变了五代以来帝王奢靡无度的风气,也让后周的财政状况逐渐好转,为后续的统一事业奠定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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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威本以军功起家,深知军队对政权的重要性,更明白民心向背是治国根本。他在军中时,“幅巾短后,身与士卒无异”,皇帝赏赐的金银丝帛,总是“悉分将士”,因此“将士皆乐为用”。这种与士卒同甘共苦的作风,即便登基后也未曾改变。
公元948年,河中李守贞、永兴赵思绾、凤翔王景崇相继叛乱,后汉军队久攻无功,郭威奉命西督诸将。抵达河中后,他征调五县丁二万人筑连垒围困叛军,诸将请求速攻,郭威却坚持:“守贞城坚粮足,急攻则伤士,缓之则自困。”
果然,待城中兵食俱尽后,他才下令四面攻城,最终李守贞自焚而死,赵思绾、王景崇相继投降,三镇叛乱顺利平定。
称帝后,郭威依然重视军队整顿,既严明军纪,又体恤将士。他废除了军中不合理的苛规,禁止将领克扣军饷,同时加强军队训练,提升战斗力。
对于藩镇割据的隐患,他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泰宁节度使慕容延超据兖州反叛,郭威派兵讨伐并亲征,最终斩慕容延超巩固政权;而对有功之臣,他则厚加赏赐,但绝不允许权臣干政,王峻恃功不逊被贬为商州司马,王殷因“震主之势”被依法处置,确保了政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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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顺三年冬,郭威病重,他召见养子柴荣托付后事,留下了一道震古烁今的遗诏。
他叮嘱柴荣:“朕若不起,汝即速治山陵,陵寝无须用石柱,费人工,只以砖代之;葬讫,募近陵民三十户守之,勿修下宫,勿用宫人,勿置石人石兽。”
更令人动容的是,他明确要求:“用瓦棺纸衣装殓,切不得伤他人命。”还特意告诫:“不要往陵墓里埋金银财宝,到了每年的寒食节可以派人来扫墓,如果不派人来,在京城里遥祭也可以。”
他甚至在遗诏中写下誓言:“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著瓦棺纸衣葬。若违此言,阴灵不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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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54年十二月,郭威在滋德殿去世,享年五十一岁,葬于嵩陵。这位在位仅三年的帝王,以寒微出身君临天下,却始终坚守“仁政爱民,勿为苛虐”的初心。
他废除苛法、减免赋税、整顿吏治、倡导节俭,用务实的举措终结了五代以来的暴政循环,为后周乃至北宋的统一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正如史料所载,他虽“享国日浅,而功德著焉”,用一生践行了“推恩以抚黎庶”的承诺,成为五代乱世中一颗耀眼的清明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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