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陈赓在上海被抓，蒋介石问秘书：邓先生，应该如何处置他？

1925年6月的广州黄埔操场，校长蒋介石在校阅学员。胳膊上缠绷带的青年营长陈赓笔直站在队列，神情倔强。校长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养伤，将来都是要带兵打仗的人。”那一幕后来被无数黄埔老同学反复提起，因为八年后，当年那个受伤的年轻人落入“校长”手中，态度却截然不同。

时间转到1932年秋。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进入胶着阶段，前线急需指挥员。9月5日，胡铨圩一役，时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的陈赓右腿中弹，弹头嵌在膝盖，需开刀取出。苏区缺医少药，军医摇头：再拖恐怕保不住腿。中革军委紧急决定，派陈赓化名潜往上海治疗，顺便承担与中央局联络的任务。人还在担架上，他已答应：“能走就回前线。”

11月初，寒意初起，陈赓抵达公共租界，躲进南市一处小诊所。法国医生连夜手术，取出弹片，但叮嘱至少半年才能负重行走。陈赓不愿久留，上海地下党四处张罗，为他租了间简陋公寓疗伤。腿伤好转后，他白日做功能理疗，夜里听取情报，把焦虑倾向的精力全投进秘密工作。

1933年3月，返程日子将近。3月28日晚，陈赓和交通员在贵州路“北京大戏院”看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原本只想打发一小时。偏偏座位前排探出一张熟脸——特务头子徐源泉旧部，早年也在黄埔见过他。对视一瞬，彼此心知肚明。陈赓掩面离席，却终因腿伤未愈被对方尾随。巷口爆发冲突，他一拳击倒对方，却被巡捕房巡警锁住手脚拉走。

上海工部局的拘押和审讯并不客气。英国巡捕房刑讯笞打、灌水、灯泡烤灼都有，陈赓紧闭双唇，唯一对口供纸写下的，是姓名与“红军指挥员”五字。4月初，公共租界依据“引渡条例”把他和廖承志等人移交南市警备司令部。蒋介石早得到电报，特命“活要活的，口供慢慢做”。

随后出场的人，是昔日黄埔“四大金刚”之一的顾顺章。此刻的顾，已摇身为特务系统王牌。他软言劝降：“老同学，事在人为，委员长记得你救命之恩。”回答却冷如锋刃：“我陈赓可以死，绝不重走你的路。”顾顺章满脸通红，不敢再言语。蒋介石的特别授意——不得动刑——把他的威逼之术全数封死。

4月1日深夜，京沪线的蓝皮车厢停靠南京下关码头。宪兵司令谷正伦亲自迎车，满口“陈将军，辛苦了”，命人卸下手铐脚镣，安排专车前往金陵饭店。表面客气，是为了营造“以德感化”的戏码。此后半个月，前来“探望”的都是黄埔宿将：宋希濂、杜聿明、王耀武轮流登门。酒菜山珍摆得丰盛，乐队小曲夜夜作陪。可只要酒过三巡话题一转向“归队效命”，陈赓立刻冷下脸。有一晚，他掀桌砸杯，把老同学踹得满地找牙，随后抱拳道：“各位，客气了，打完仗再见吧。”

南昌行营内，蒋介石的烦躁写在脸上。4月23日，他踱着步问军统秘书长邓文仪：“邓先生，究竟如何处置他？”邓文仪端着茶，言辞谨慎，“不能杀，更难放，只能谈。”之后亲自试探，两次白跑。陈赓态度如山，劝降一出口，便闭目不答。

数日后，一场戏剧化的“师生会面”上演。南昌驿馆二楼，蒋介石提前练好开场的亲切问候，走上楼梯时故意提高音量：“陈赓在哪里？”他期待对方起身致敬。沙发上的陈赓抬手，把报纸挡在脸前，纹丝不动。客厅气温似乎骤降。蒋介石只得自找台阶：“你一路辛苦，身体可好？”得到的回声是“既然派人押着，自然好得很。”短短一句，把两人推到同一条战壕的对立面。

当蒋介石提及旧恩，说“随便挑个师长当”，陈赓只抬眼摇头：“做人要对得起自己。”这句话把谈判的门彻底关死。几番较量无果，蒋介石将他移回南京看管——名义上是“借住”，实则软禁。一把钥匙，开着走廊门就算完事，监管松散得离奇；似乎谁都看出委员长的矛盾：既想招降，又不忍下杀手。

南京城的夜色掩护了秘密。5月下旬，组织通过金陵大学的一名地下党员与陈赓接上了线。一次夜半灯熄，警卫例行喝茶的空隙，他顺着排水沟翻过院墙，跨出监视圈。随后的十余天，他躲在雨花台附近的教堂、又易装潜入扬州，再转上海，终由交通站护送返赣南。6月中旬，陈赓站到了瑞金的指挥所，拄着拐杖对彭德怀笑着说，“腿还没好，手倒硬朗。” 第二次反“围剿”随即打响。

蒋介石接到陈赓失踪电报时，据说愣了片刻，随即挥手道：“跑了就算了。”言毕搁下电报，默默抽了支烟。外人不知，他对这名学生有怎样的复杂心绪：恩情、欣赏、恨铁、无可奈何，全揉成一团。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里，被俘虏的红军将领不少，多数逃不过“炮决”二字；陈赓却成了例外。

值得一提的是，陈赓返回中央苏区后，始终提及“对手的优柔寡断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然而这份幸运并未削弱其斗志。此后他率部转战湘赣、长征途中屡建奇功；到1949年解放南京前夕，国民党旧友有人回忆：“那年如果真下了手，也许少了个共和国大将。” 又有将领无奈地说：“委员长总是心软。”

回看这段插曲，黄埔师生的私人情谊、国共两党的生死对决，以及上海租界的国际政治，都在其中交错。历史不按剧本行进，人物的性格、际遇与时代洪流相互碰撞，谁也无法预料结局。当陈赓晚年与蒋夫人宋美龄在台北偶遇，还能平静问候一句“安好”，那一刻的克制与从容，正是他在1933年上海被捕时就已展示的硬骨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