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周恩来在庐山，找杜修贤等人谈话：要注意多拍摄西边的会场

会议次日清晨，雾气尚未散尽。杜修贤早早就位，先调光圈，再试焦距，镜头在大厅里慢慢划过去。东侧是常委席，坐次清楚得很；中区是各省代表，神情紧张；当镜头踱向西侧，杜修贤突然吸了口冷气——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罗瑞卿一溜儿排开，全是此前被疏散的老帅。原来如此，总理是怕历史缺少他们的影像。想到这儿，他按快门的手指力度不自觉多了几分，生怕错过任何表情。

其实，杜修贤对陈毅的惦记早就压在心头。1969年10月，根据战备疏散命令，陈毅先被分到河南开封，后在徐向前的调换下改去石家庄养病。那时杜修贤忙着随行外调，跑遍新疆、甘肃，总抽不出身。回北京时，他曾拐进中南海想探望，结果得到“老总已疏散”的通知，内疚像石子一样硌在心口。

这回庐山相见却隔着会场的肃穆氛围，他只能远远看着陈毅略显消瘦的背影。午后分组讨论，他混到华北组，想凑近寒暄几句，却见陈毅正拿着顿卡顿卡的汽油打火机，一下一下磨火花。“龟儿子打火机！”四川话闷在喉咙没飙出来，全写在眉头。杜修贤心疼，摸出火柴“哧”地点燃，悄悄递到老帅面前。陈毅回头，眼神先是发愣，随即舒展，含笑吐出一口烟雾，眨眨眼，两人无声对视，情谊就在那一缕火光里翻腾。

晚上灯火稀疏，杜修贤回到住处，隔窗望见不远处那幢二层小楼。陈毅房间灯亮着，影子晃动。他在屋里踱步，嘴里喃喃：“去，还是不去？”纠结良久，终于披衣出门。秘书给他开门时惊讶地说：“老杜？怎么这么晚？”楼上传来爽朗的呼喊：“叫他上来！”楼梯窄，脚步声急。陈毅见面先一句打趣：“老杜，你胆子不小啊，还敢来看我？”两人哈哈一笑，气氛立刻活络。

寒暄后，陈毅掏出那只顽固的打火机，对杜修贤做了个按压的手势，小声问：“能不能帮我搞个气体打火机？听说洋货好用。”一个堂堂元帅，为了一只小玩意儿跟老朋友“托关系”，画面令人心酸。杜修贤当即拍胸脯答应，心里却暗暗揪紧：这事必须办成。

会期结束，陈毅离开庐山回石家庄疗养。杜修贤返京后到处托人，逢谁出国就追问一遍“能不能带个气体打火机？”有人爽快答应，也有人说“排队吧，你十九号”。他不停催促，感觉时间被人往外抽丝一样难熬。

1971年春，传来噩耗：陈毅确诊胃癌。消息炸得杜修贤手脚发麻，当晚一宿没合眼。几周后，他拎着一只普通的塑料打火机赶到医院，却怎么也掏不出口袋。病床上的陈毅仍旧乐呵呵，“我这老骨头，还撂不倒。”他让人把烟递给杜修贤，自己却没抽，苦笑着说：“医生下令戒了，算我没口福。”

朋友托的礼物一直拖延。直到1972年1月，陈毅辞世，灵堂外雪粒噼啪落在柏枝上，白幡映着雪色分外刺眼。三天后，那位“出国朋友”提着精美盒子上门，兴冲冲递过来：“兄弟，你要的气体打火机。”杜修贤接过，沉甸甸，却再无喜色。他只是低声说了句：“晚了。”随后把盒子放进书柜顶层，再也没动过。

十四年过去，1984年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清理库房。新一批胶片修复时，人们惊讶地发现那盒“多拍摄西边”的胶卷保存完好，里面老帅们的神情分外清晰——陈毅手握打火机的瞬间也被收进镜头。年轻的资料员问：“当年谁想到要拍这一侧？”值班老同志拍拍灰尘，淡淡回道：“周总理眼界深，知道有些画面再也拍不到。”

如今，这段影像静静躺在恒温库里，而那只银色的气体打火机，依旧在杜修贤家书橱最上层。影像与物件，一动一静，默默见证着那年庐山难得的重逢，以及一位老友未曾兑现的小小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