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长怕死逃离，一战士带领部队突围，后军长成农民，战士成少将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清晨，首都秋高气爽。授衔典礼的号角声在北京上空回荡，一批戎马倥偬的指战员昂首步入怀仁堂。身着新制军装的王义勋站在队列末端，他的肩章仍空着，却已难掩激动。几千里外，湖北通城的丘陵间，一个鬓发斑白的老农放下锄头，侧耳听着收音机里传出的实时播报，脸上闪过复杂神情。这两个人，二十三年前曾在同一面军旗下冲锋，却早已走上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把时间拨回到一九三二年盛夏。湘鄂赣苏区遭遇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炮火不断蔓延，稻田与山地烟尘弥漫。为了补充兵力，中革军委决定把独立三师扩编为红十七军，番号新，任务重，军长张涛、政委叶金波、副军长方步舟随即到任。名册上，还有一个二十出头的湖北小伙——王义勋，时任三连副排长。

红十七军建军不过月余，便在木石港、胡田畈等地接连打出漂亮仗，击碎敌军南北夹击的念头。连日捷报让前线情绪高涨，“十七军厉害”甚至传进了南昌的敌军总部。蒋介石恼羞成怒，立即策动第五次大围堵，集五个师、三个独立旅与航空兵，声称要把湘鄂赣根据地“铁桶”锁死。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初，苏区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部“多点出击，逐段割裂敌军”。其他主力已动身南下，十七军却按兵不动。临时军部帐篷里，参谋长紧盯地图：“张军长，我们再拖，敌人就会封死龙港要道。”张涛抿口浓茶，慢悠悠回答：“五天后再走，弟兄们得歇歇。蒋介石已是‘惊弓之鸟’，不必急。”这一句话，成为十七军命运的分水岭。

敌情瞬息。国民党西路军判断出红军行进方向，六个旅先一步布下口袋阵。王文驿狭窄的山谷里，机枪、迫击炮交叉封锁。十一月八日拂晓，十七军仓促冲锋，刚出树林便遭火网覆盖。排长王义勋冲到前沿，看见军长缩在壕沟里发抖，胸口忽生怒火。他高声吼道：“重火力顶上！二营向左翼突击，跟我来！”随后率残部向山坡最高点猛插，硬生生打开缺口。日落时，六百余人突出重围，其他一千多名战友永眠谷地。

这场惨胜换来的不是犒功而是清算。上级电令：张涛坐镇不前，延误战机，撤职查办。张涛自知难逃，连夜和方步舟带着几十名警卫溜出山口，随后投向国民党。几个月后，他改了姓名编入敌军某师，当上营长，却始终被视作“投诚分子”，每次开会站在角落，连开口汇报都被打断。

十七军损失过半，番号并入兄弟部队。王义勋因战时决断被任命为纵队政委，带着不足一个团的骨干钻进幕阜山开展游击。他熟悉那里的每条羊肠小道，时常夜袭敌哨，清晨又化整为零。三年里，他带人斩断国民党交通线一百余次，先后捉拿顽军军官三十多人。苏区老百姓逢年过节都把自家鸡蛋往他背篓里塞，嘴里说：“王政委，你守住了这片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改编为新编第四军。王义勋被调任十六旅侦察大队长，奔走在敌后。他伏击过日军辎重，也护送过大批转移群众。常德会战结束那晚，他裹着半截棉袄坐在火堆旁，递给战友半截甘蔗：“忍一忍，咱们还得打到华北去。”那年，他三十岁。

反观张涛，依旧在国民党军中蹉跎。沦陷区的苦战让无数人头滚落，他每次接到“清乡”或“扫荡”命令就能拖则拖。有一次旅部下死命令要血洗乡镇，他竟请病假躲了过去。副官低声问：“营座，这么做能保得住吗？”张涛摆手：“少说话，枪口别对着自己人。”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似曾相识的内战阴云再次笼罩。解放区军民东进，华野主力屡克要地，王义勋已是某师政治部主任。苏中七战七捷，他带突击队从敌侧翼穿插，生擒多个团长。淮海总攻阶段，他同粟裕并肩夜勘黄邱集，一把虎纹手电筒至今仍陈列在军博。

张涛的队伍则一路败退。一九四九年初，他护送一个残缺营逃到江西小镇。听见长官下令撤向台湾，他默默脱下军服，塞给副官：“我不走了，回乡下。”副官惊讶：“那共军来了怎么办？”张涛望向远处青山：“种田，活路总有。”

十月，国庆的礼炮响彻云霄，新华广播把天安门城楼的宣告送到千家万户。通城乡邻聚在打谷场旁的收音机前，掌心泛着老茧的张涛听得出神，随后把草帽扣在胸口站了很久。他没有说话，只是长叹一声继续弯腰拔草。

同一天，北京怀仁堂内，王义勋接过少将军衔命令。肩章上的两颗星在灯光下闪烁，他想到当年山谷里那一声“跟我来”，抬手敬了一个不算标准却异常坚定的军礼。

曾经同披一色军装，一人畏难而去，另一人逆流而上。选择只在一瞬，结局却隔了云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