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与蒋介石的扮演者孙飞虎合影，主动让出C位：你是委员长嘛

一九九三年初夏，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小花园里微风漫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结束外事会见后，快步走向一位身形硬朗的中年男人，笑着招呼摄影师：“来来来，给我们照张相。”那一刻旁人还没反应过来，朱镕基却已经侧身，把正中的位置留给对方，“你是委员长嘛，你得站中间。”一句半真半开的调侃，让合影定格成新闻室里的谈资。镜头里的孙飞虎，下意识摆手，最终还是在工作人员的哄笑声中站到了C位。照片流传不久，记者翻出旧数据，发现这位“委员长”其实是十二年前《西安事变》里的蒋介石扮演者孙飞虎。

孙飞虎的“委员长”之路，并不在钓鱼台开端。时间拨回一九七九年，八二三路电车终点站旁的厂区礼堂内，导演成荫把厚厚一摞试镜照片摊在地上，来回踱步。西安事变题材被列为重点创作项目，可蒋介石的扮演者迟迟敲不定。老导演一句话说得干脆：“宁肯空着，也不能糊弄历史。”那天傍晚，演员张瑜和编剧马淑华几乎同时推门进来，手里各拿一张同样的简历，上戏六七届毕业生孙飞虎。第二天试戏，成荫看了十分钟便挥手：就他了。

四十出头的孙飞虎当时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跑龙套，名气一般，脾气却倔。拿到剧本，他立刻把租来的自行车骑到市图书馆，借来蒋介石日记影印本，连轴翻到闭馆铃响。夜里走在外滩，他嘴里反复咀嚼奉化口音，语调忽高忽低，路人回头只当遇上哪位“神经质”演员。不得不说，模仿腔调要命，舌尖音与平舌音一不留神就跑掉。为了找到感觉，他还托人联系了原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时年七十六岁的王耀武老部下聂士成。在弄堂深处的客厅里，老人抖着茶杯回忆蒋介石训话的声调，孙飞虎全程低头做笔记，偶尔抬眼憋笑——情景逼真得让空气有些尴尬。

拍摄正式启动是一九八零年八月。延安老巷子搭景的那几天烈日灼人，孙飞虎穿着呢子军装汗流浃背。群众演员午休，他却坐在台阶上琢磨眉间皱褶的深浅。扮演周恩来的王铁成看不下去，递过去一瓶加了盐的凉茶，“兄弟，歇口气吧，真怕你中暑。”孙飞虎轻轻回了句：“等会儿特写，还得抠细节。”如此“拼命三郎”的劲头，让整组人心里既佩服又犯嘀咕——这位到底能不能把“领袖”演活？

一九八一年春节前夕，《西安事变》公映。座无虚席的影院里，灯光熄灭，银幕暗到只有一点寒星。开场不到十分钟，观众席里已经响起低低的惊叹。“像，简直太像了！”此前见过蒋介石本人的老战士张文滨拄着文明杖，仰脖盯住那张熟悉的面孔，手背悄悄发抖。有意思的是，影片并没有把蒋介石塑造成脸谱化的反派，而是突出他的复杂性：既独断专行，又心思缜密。正是这种立体表达，为这部作品赢得了口碑和票房双丰收。

电影发行处把剪报送到中南海，邓小平看完后写下批注：“真实可贵，表演生动。”八个字，剧组沸腾。很快，海峡对岸也掀起讨论热潮。台湾中视在深夜档放映，蒋经国看过后只对随行秘书淡淡说：“演员抓住了我父亲的神态，共产党拍得公允。”一句话，既肯定艺术水准，也侧面肯定了影片在史实拿捏上的分寸。

随之而来的，是潮水般的荣誉。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孙飞虎捧起奖杯时，镜头把他的手部特写推到大屏幕，指节因长年摸排戏枪托而显得骨节分明。他笑得腼腆，脸上却分明写着一丝超越角色的自豪。走下领奖台，他对剧组年轻人说：“演一个人，要跟踪一辈子；演成了，还得跳出来，别让角色绑住。”话落，却是另外一番深意。

的确，“委员长”几乎成了孙飞虎的代名词。八十年代初，他到各地拍戏，一下火车就有人喊“老蒋来了！”孩子们追着要签名，大娘大婶塞来鸡蛋烙饼。一九九一年，接到海外电话，一位曾在侍卫室服役的老人特意从加拿大飞回西安，只为见孙飞虎一面，转达蒋经国邀请其赴台“谈电影”。可惜剧组日夜赶工，错过了这桩奇遇。

人红是好事，却也有副作用。九十年代后期，越来越多导演找他演蒋介石，剧本千篇一律。孙飞虎有点烦，“老吃一种菜，再好也腻”。一九九八年，他婉拒几部大制作，转身接拍《太平天国》，出演曾国藩。片场里有人劝：“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孙飞虎抬头答：“换条赛道试试。”

镜头再次切回钓鱼台。朱镕基拍完照片，拍拍孙飞虎肩膀：“好好拍戏，历史不会亏待用心的人。”话音不高，却让在场年轻记者脸上升起微妙敬意。后来那张黑白合影登上报端，读者见到头排中央的“委员长”面孔，忍不住多看两眼，又恍然大悟——原来是他。

岁月向前，聚光灯的温度时高时低。孙飞虎走进了话剧舞台，也客串起纪录片配音，他说过最常被提起的一句话仍旧是：“别让观众觉得自己被骗。”或许正因为这份执念，才让一个并不起眼的上海男演员，在历史和戏剧的缝隙里，留下了一抹难以抹去的背影。

朱镕基的那次谦让，不过几秒，却点破了艺术与历史的奇妙关联：人们记住的不止是戏里那张写满复杂情绪的面孔，也记住了一个时代对真实的敬畏。当年钓鱼台的摄影师按下快门，快门声落定，惊鸿一瞬。镜头外的纸上风云、灯光阴影，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