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一宗失窃案震动中央，周恩来指示：不妨找老同志出面解决

1969年4月的一天清晨，北京西山作战值班室的电话铃声骤然划破寂静。值星军官抄起听筒，只听对面急切汇报：一件关乎氢弹试验的核心部件在途中神秘丢失。几分钟后，这个坏消息就传到了中南海。

周恩来总理放下刚刚到手的文件，立即拨通公安部热线，言简意赅地发出指令：“十天，破案！”——八个字，透着千钧之势。

事情发生在前一天。太原703研究所完成“TQD自动仪”总装，这是氢弹引爆系统里的关键零件，不到十斤重，却关乎国防命脉。按惯例，研究所派两名保卫骨干护送，乘596次列车北上。领队秦家康在行李架上把黑色人造革皮包用钢链锁好，队友杨晓晨轮流守护。谁也没想到，一场神不知鬼不觉的掉包戏正悄悄上演。

列车抵达北京永定门已是夜里九点。杨晓晨起身解锁，手感却轻得离谱——包内只剩几团皱报纸。两人对视，瞬间血脉逆流。报案、电话、层层上报，仅用了不到半小时，中央便彻底动员。

公安部随即启动最高等级应急机制。铁路沿线车站、京津冀晋鲁五省市派出所连夜排查；民航、口岸、邮电同时封控；“是否敌特行动”成了第一假设。可惜，三天过去，边境口岸一无所获，铁道线索如泥牛入海。案子陷入僵持，负责督办的黄碧天处长守着电话，眉头越锁越紧。

第六日又起波澜。办案组逮住一名可疑男子司马远发，此人用繁体字登记、身份难查，还真有特务背景。可惜审审问问，他承认潜伏，却咬死没摸过那个皮包。就在大家准备松口气时，他在押送途中趁车祸脱逃。混乱三天后再次落网，依旧供词如一。耗掉的时间飞速递减，距离十日“大限”只剩下四十八小时。

黄碧天正烦躁，周总理的电话恰在此刻打进来：“同志们已尽全力，不过案子还没动静？能否让老同志帮把手？”电话里只这一句提醒，却像雪中炭。黄碧天想到，在山西“五七”学习点，还有一批成名已久的刑侦老兵，其中就有号称“三晋神探”的顾应峰。

顾应峰时年五十一岁，花白头发，话不多。赶到北京后，他先与秦、杨二人碰面，细到车厢号码、灯光亮度、邻座乘客口音，全问了个遍；又把所有物证、笔录搬进小屋，连夜比对。三小时后，他走出来，只说了三点：第一，该犯是女性；第二，作案地点不在北京，而在山西境内；第三，人很年轻，极可能有剧团经历。

这番判断，与此前方向南辕北辙，众人面面相觑。顾应峰的理由却不繁琐：包带和报纸上残留的香脂气味，与山西本地产“红灯”护肤油吻合；动手够快，说明练过形体且懂化妆，剧团出身概率极高；偷来无用“铁块”，恰是新手常犯的错。

思路一转，新线索纷至。太原铁路局统计出同期五十余起列车扒窃，作案手法相仿。排查后，专案组把目标锁定在绰号“蝴蝶”的女贼奚若兰，二十二岁，原山西某文工团道具员，近一年屡因扒窃被拘留。消息显示，她最近潜入代县。

本可速擒，但顾应峰摆手：“先别动，东西下落不明，贸然抓人只会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守株待兔。翌日中午，代县一家小饭馆里，上演了一出别开生面的“江湖相逢”。顾应峰穿件旧呢大衣，装作卖艺游方客，抬手间“顺”走隔桌食客的钱包。奚若兰眼里闪光，当场追了上去：“师傅，收徒吧！”

顾应峰淡淡甩下一句：“想学？先亮家底。”对方的虚荣心被彻底点燃，她滔滔不绝地炫耀自己最近在596次列车上一夜得手，还嫌那“铁疙瘩”没价值，扔进了城东公园荷塘。短短两句话，尘埃落定。埋伏已久的民警一涌而上，“快，把人放了！”顾应峰喝止旁人，亲手给她戴上手铐。

凌晨三点，排水车将荷塘抽干，泥浆里露出黝黑的“TQD自动仪”。仪器经检测毫发无损，专案组向中南海打出加急电报。十天期限前六个小时，案子告破。

奚若兰以普通盗窃罪被判刑，外加学习反特宣传材料；司马远发则因特务身份另案严处。至于秦、杨二人，虽有失职，念其忠于职守，作处分警示。

文件结束时，附有一行批示：一线经验，永不过时。此后数年，公安部陆续把多批“老公安”请回侦办难案，顾应峰的“荷塘夜捞”成了内部培训课例，被反复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