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台湾U2飞行员因思亲劫机直飞广州，后来结局怎样？

1986年5月3日清晨，一架载满进口食品的波音747货机从曼谷升空，目的地本该是台北。机长王锡爵却把目光牢牢锁在仪表盘左下角，那里的航向指针正指向北方——广州。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夜航。四十八岁的王锡爵深知，只要轻轻拨动操纵杆，就可能告别在台湾扎根多年的生活，也可能把自己推向“叛逃者”的境地。可在他胸口翻涌的，是自1949年离川而去后再未圆满的亲情。

故事得从三十七年前说起。1949年春，他还是四川遂宁一个刚满二十的国民党航空学校学生。随着己方兵败，大批航空学员被要求连夜登船撤退台湾，只有一句“走吧”，再无转圜。那一天，他没能和父母告别，心口像被撕开一道缝。

抵台后，王锡爵先在冈山基地完成学业，旋即被挑入与美国中情局合作的“黑猫中队”。这支部队专飞U-2高空侦察机，时速高、升限高，却也常被地空导弹击落。八年间，十二名战友葬身长空，王锡爵九死一生，硬是凑够了飞行十架次的退役门槛。

1977年退下战斗序列，他转投中华航空，驾驶客机穿梭于东京、香港、洛杉矶。薪水丰厚，家中爱妻贤淑，两个孩子渐渐长大，街坊眼里那是一张光鲜的人生履历。然而，每逢夜深，老人家是否尚在人世的疑问，总让他在驾驶舱灯光里出神。

1982年，大陆发布“台湾同胞探亲办法”；隔着海峡的亲情给了他新的念头。台湾却仍在实行“三不”，军人更被严禁申请赴陆。王锡爵心知，合法道路行不通，只能另辟蹊径。于是，他主动申请改飞货运——只有三名机组，飞机又能直飞香港，风险最小。

1984年，他借香港转机之便，用朋友的名义给遂宁寄出一封挂号信。数月后弟弟回函，告知高堂八十三岁，行动已大不如前。这张薄薄的信纸，让他连夜失眠。第二年，兄弟几人偷偷在九龙碰面，老父亲却因身体原因没能同行。那一握手，一句话——“哥，爹盼你”——让返乡的计划全面启动。

筹备用了将近一年。飞行计划、油量预算、进近航线，他做了无数张备忘卡，全都锁进随身小包里。怕牵连家人，他只字未提。唯一知情的是自己日渐花白的鬓角。

再次回到1986年5月3日。飞机穿越南海上空，香港管制区在雷达上渐近。王锡爵借口“反劫机演练”让副驾驶董光兴把双手锁进椅背。机械师邱明志刚从货舱上来，正被这突兀的场面惊得愣在舱门口。王锡爵平声说道：“我要去广州，保你们平安返台。”

空中改航不过片刻。地面指挥得知机组“特殊状况”，急忙联系白云机场。13时26分，波音747稳稳落地。舱门打开，热浪拂面，王锡爵踏上停机坪的那一刻，眼眶通红，“我回来了”五个字几乎嘶哑。机场值班人员见状，才意识到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迫降”。

当天下午，广东省有关部门紧急善后。对两名无辜的董、邱，两岸均不愿节外生枝。于是民航系统提议：飞机、货物及两名机组可由香港交接，完全按照商业规则办理。台湾方面几度推拒，最终还是默认这一折中方案。翌日清晨，原机组与货机经深圳飞返香港，再转送台北。

王锡爵留在广州，随即飞往北京。民航总局安排他担任华北管理局副局长，既是礼遇，也寄望他以多年美式高空侦察与民航经验，参与培训年轻机师。与此同时，四川老家传来消息，父亲病体欠安，但精神尚佳。六月下旬，王家兄弟搀着老人抵京，三十七载骨肉分离，终在首都机场的贵宾室里画上圆圈。

“我没想当英雄，只想当儿子。”多年后，他对朋友说这句话。劫机一事在1990年代才渐渐解密，其时台北社会已出现“老兵返乡潮”，学者们追溯源头，常把1986年的那次航向改变视作催化剂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王锡爵并未就此“隐退”。他参与了早期京港、京澳包机方案的论证，提出多条安全飞行建议；在两岸航空直航初见端倪时，他已年近花甲，仍坚持上机执教，为初任机师讲解高空侦察机的氧加压服装如何在万米缺氧中挽救生命。

晚年他移居成都，偶尔飞往加拿大看望子女。街坊邻里只知道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曾是飞行员，却很少有人晓得，他曾在两岸最寒冷的年代，用一架飞机撕开一道返乡的窗口。

王锡爵逝世前，对朋友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机头要对准家的方向。”那年，他八十七岁。被岁月吹散的亲情终能归位，而历史册页上，留下的是一名老飞行员凭借胆识与技术，为“回家”二字写下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