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37岁担任市委书记，39岁成为副总理，1978年被免职回到工人岗位

1978年3月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走廊里有人低声提醒：“孙健同志，回天津的手续已经办好。”这句话像一阵风掠过，许多人下意识停住了脚步。三年前还在国务院列席会议的那位年轻副总理，就这样默默离开了聚光灯。

消息传到天津内燃机厂时，车间的轰鸣声一如往常，只是老工友们交换眼神时多了几分复杂。有人嘟囔：“老孙回来了？这回可真踏实了。”寥寥数语，道尽了他们对这位从翻砂台一路升至副国级干部的同事的理解——他骨子里始终是个工人。

孙健1936年出生于河北定兴，家境寒薄，连私塾都没蹭过几天。他15岁进天津内燃机厂当翻砂学徒，身上常年带着铸铁砂上那股焦糊味。脏、热、噪，谁干谁知道，可少年孙健揣着一股犟劲，跟着师傅熬夜赶产量，从不打退堂鼓。

1958年加入共产党后，孙健开始在团委、武装部、革委会之间辗转。那是一个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出身和态度成了他上升的通行证。别人说他“幸运”，工友却明白，他擅长沟通，也敢往前闯，这是厂里看得见的本事。

1966年以后，老资格的干部大批被冲击，天津市机器局急需能顶事的年轻面孔。34岁的孙健被推到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有人提醒他：“小心站错队。”他只回一句，“干好生产，别的随命。”口气平淡，却显露出谨慎。

1973年11月，37岁的孙健成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市里干部会议结束时，他对分管的工业口说：“别看我年纪小，该担的责一样也少不了。”一句话没什么修辞，劲却到了。天津重化工业链条长，运输又仰仗海港，调度失误就是连环事故。孙健夜里泡在办公室，敲标表、画流程图，比车间工人还忙。

顶头上司把这些“苦功夫”整理成简报呈送北京。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周恩来总理在政府组成人员名单中郑重写下“孙健”二字。当选一刻，全场鼓掌。戴着黑框眼镜、略显腼腆的他微微点头，却未发表任何长篇感言。有意思的是，会后他悄悄问秘书：“副总理到底管多宽？能不能先跑跑基层？”

此后的三年里，他跑了华北、华东、东北上百家工厂，手边常带一本油渍斑斑的笔记本：原材料损耗、设备折旧、运输时耗，密密麻麻。一次在长春客车厂，工人反映轴承缺口大。他当场蹲在地上比划，抬头说：“再耽误两天，京哈线就得掉链子。”一句提醒，现场立即调拨零件，避免了停产。

然而形势瞬息万变。1978年初，中共中央根据形势调整国务院班子，孙健被免去副总理职务，指示“回原单位参加技术工作”。文件措辞平静，却意味着政治生涯就此画上句点。

回到车间的第一天，他穿旧蓝工装，拍了拍翻砂台：“还是这火味熟。”有人半开玩笑：“还认得砂箱吗？”孙健笑了：“铁水的颜色没忘，工序的顺序没乱。”一句调侃，气氛立刻轻松下来。那天，他指导徒弟配料，把金相组织讲得头头是道，像十几年前的老孙又回来了。

免职并未让他消沉。有人邀他写回忆录，他摆手：“写什么？干活才痛快。”工厂后来推行精益生产，他把在国务院收集的管理模式拆解成几张图纸挂在墙上。工人会后议论：“原来高层也就这么落地。”

1990年5月，市里建立技术攻关小组，仍然缺人。相关部门点名调孙健任组长。那时他已54岁，身体透支明显，可他二话没说，“只要看得清图纸，就能干。”几个月里，他带队解决了柴油机配气相位偏差老大难，每趟实验误差控制在0.1毫米以内。技术公报落款写着“孙健，工程师”，没人再提“前副总理”头衔。

1997年秋天，他因病住院。一个在厂里长大的青年技工去探望：“孙师傅，车间的铸型改良方案还等您定呢。”孙健用微弱声音回答：“参数写在我抽屉第三层，照那个做。”就这一句，再没多说。11月，他在天津病逝，享年61岁。

有人评价他的轨迹是“高开低走”，也有人说那是“命运反转”。但熟悉他的人更愿意提那本被铁屑磨破角的笔记本——那才是孙健始终没变的底色。一个从熔炉旁出发，又回到熔炉旁的人，或许更懂得滚烫铁水的温度，也懂得自己真正能掌握的东西只有手里的那把铁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