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0月26日,北京八宝山气温骤降,送别章士钊的队伍在冷风里排成长蛇。九十岁的张申府拄杖缓步而来,身形已显佝偻,却坚持到灵堂鞠了一躬。忽然,一位中年人凑到他耳畔轻声说:“周总理让我向张老致意,祝您保重。”张申府的手指颤了颤,低声自语:“他没忘记我。”这一幕,被站在不远处的同辈学者悄悄记下,成了此后流传的佳话。
沿着这句“没忘记”,往回追溯半个世纪,能看到两条命运交织的轨迹。1893年,湖南石门的富农家庭迎来一个男婴,取名申府。老父亲身为晚清进士,延请私塾先生,孩童的记忆里满是经史与诗赋。1914年,北大校园里又涌入一批新生,他就是其中之一。哲学课、数学课、罗素的演讲,像闸门放水冲开了他的视野。那几年,他帮李大钊整理文献,也替图书馆看守空荡的书库,一度成了毛泽东的“顶头上司”。毛后来笑谈:“那会儿张先生常板着脸,要我重抄借书卡。”
1920年春,北京的夜风仍带寒意,陈独秀与李大钊悄声谋划建党。李大钊把一份名单推到张申府面前:“先从你我做起。”北京早期党组织由此成形。到了秋天,张国焘被发展为第一名党员;年底,张申府登上赴欧的邮轮,肩头多了一项嘱托——把火种带去巴黎。
翌年初,里昂大学中国学院的讲台上,他白天授课,夜里奔波在学生宿舍。刘清扬、赵世炎乃至陈公培相继加入,紧接着迎来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周恩来。张、刘夫妇与周的长谈持续了整夜,彼时谁也想不到,这个安徽青年将来要在世界舞台扛起怎样的重担。为了提交入党报告,张申府连夜给上海写信,信末一句“此人足堪大用”至今仍保存在档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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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柏林的一间公寓灯火通明。新到的朱德将军激动地握住张申府的手,“若能早日取得党籍,死亦足矣!”张与周作了介绍人。那晚,四人对饮黑啤,窗外寒风猎猎,屋内热气蒸腾。
转折埋在1924年。张申府经莫斯科返国,先后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广大学教授,还替蒋介石做过德语翻译。近距离接触后,他对这位校长的“刚愎”多有微词。1924年秋,周恩来受他推荐回国出任政治部主任,军校风气一新;然而张申府已按捺不住,次年1月党的四大,他在会上质疑继续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与张太雷、蔡和森激烈争辩,怒言“意见既不同,不如分道”。会场外,周恩来快步追上,“老张,别走。”张申府摆手,“此心已决。”对话至此戛然而止,后来者多以“性格过刚”评断此举。
脱离党组织后,他退回讲席,埋首书斋。抗战全面爆发时,又与友人发起成立民主同盟。1948年10月,《观察》杂志刊出他的《呼吁和平》,几乎同时,民盟香港会议宣布开除其盟籍,妻子刘清扬在报上发布“离婚启事”。这一刀斩断的不只婚姻,也割裂了他与昔日战友的最后纽带。
国共内战尘埃落定,新中国诞生。张申府在北平生活拮据,课酬微薄,连冬衣也捉襟见肘。1950年初,北京饭店一间小屋里举行的碰头会上,有关部门为他的去向举棋不定,最终一句“总理同意先安排到北京图书馆”拍板。此后,他以研究员身份翻译罗素著作,偶尔写哲学札记,日子清淡却安稳。
1958年香山碧云寺纪念孙中山诞辰,周恩来步入会场时人群蜂拥。张申府站在角落,老友轻声说:“周总理刚向你点头呢。”他转身望去,确实捕到那一抹熟悉的微笑,似秋阳透过松针,短暂却温暖。十四年后,章士钊追悼会上,周恩来已身患重症仍思及故人,托罗青长带去问候,一句话抵得过千言。
进入八十年代,灰墙绿瓦的旧式四合院里,张申府清晨读六份报纸,对年轻学者谈罗素、谈逻辑,也偶尔摇头自嘲:“当年脾气太倔。”政协会议上,他坐在角落不爱发言,散会后悄悄溜回图书馆,继续核对古籍目录。访客稀少,唯梁漱溟偶尔相携辩经。
1986年3月,消息传来:张申府病逝,享年九十三岁。手边那本被翻到卷首的英国哲学史无人再合上,灯下落满尘埃。友人整理遗物时,在抽屉搜到一叠旧信,上款写着“恩来同志”,字迹秀挺。信纸已脆,语气却依旧平静:“我感谢你们夫妇二人介绍我入党。”这封1930年代的书信与终场那句“他没忘记我”,前后呼应,像两点微光,照见了彼此半生的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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