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人入越作战牺牲8人，54军连长陈晓成枪顶民工：我要带他们回家

1979年2月22日凌晨，越北老街郊外的山谷雾气翻涌，能见度不到十米。54军161团七连连长陈晓成蹲在潮湿的泥地里，一张油纸名单被雨点砸出小洞，他反复数着那几个已经划红线的名字。五天前，七连从广西凭祥越境穿插时还是134人。短短几昼夜，穿过炮火最密集的坤子山口，八名弟兄倒在陌生的红土上。越军狙击点被摧毁，可战壕里还躺着自家兄弟的钢盔和血迹，陈晓成始终放不下。“来的时候134个，回去也得134个。”这是他临战前对全连说出口的一句话。没人想到，这句看似简单的保证，会逼得他后来拔枪顶住民工的后脑勺。事情要从更早说起。1978年秋，越军反复在谅山—友谊关地域挑衅，连夜袭击边民村寨，赶走侨民。北京多次警告无果后，2月17日拂晓，我边防炮群齐射，反击战打响。54军接到命令：两天内突破老街防御，切断越军第345师退路。七连肩负夜间穿插。为了掩蔽火光，全连只带干粮和弹药，御寒棉衣被留在集结地。越北山里昼夜温差大，凌晨不过七八度，战士们却只能裹着油布打盹。年仅27岁的陈晓成也冷得直哆嗦，可心里更凉的是越南这位“昔日战友”的背刺。抗美援越时，中国为越南援助价值两百多亿美元的物资。陈晓成记得父亲在信里说，那些年国内紧衣缩食，车间里灯火通宵，只为了把钢板、粮食和药品运过边境。如今子弹从当年的受援者枪口射来，不得不说让人心里五味杂陈。越军在坤子山一带修筑了交叉火力网。2月19日傍晚，七连遭伏击，战斗从黄昏一直拖到次日清晨。弹药箱撕开，灌木丛被机枪压低，空气里是芒果花与火药味混出的苦甜。四十多个小时没合眼的陈晓成，用冲锋枪一个弹匣把敌人压到壕沟里，随后带人猛插敌后。那一仗，他们端掉了越军一个加强排，却也付出八名战友的生命。伤亡清点时，陈晓成蹲在地上，看担架抬来一个个裹着雨布的身躯。他攥着钢盔沿，没让眼眶里的泪掉下来，只说了句：“标好名，等撤时一起带走。”2月21日晚，团部下达收拢命令：各部队撤回国境线，伤亡就地掩埋。参谋长递来电台：“动作要快，别逗留，敌人可能反扑。”陈晓成“嗯”了一声，却没转身离开。他抬头望着北方的方向，喃喃一句：“说过带他们回家，不能黄。”他向团政委说明想把遗体全部背回的打算。政委皱眉：“命令是就地掩埋，夜路危险。”陈晓成只回了三个字：“请批示！”对话僵住，最终政委叹口气，给他调来一个加强排和二十多名民工，限时十二小时完成。抬尸体的木架子用缴获的越军工事木料改的，粗糙沉重。开拔不到两公里，民工们就气喘吁吁，脚步乱了。有个人嘟囔：“再走天亮，越军追上来咋办？”陈晓成解下大衣，猛地掏出手枪，枪口抵在那人后脑勺：“抬！累也得抬，今天不抬完，谁都出不去。”这一声吼震得众人心里一颤，再没人掉队。月色惨淡，木架吱呀作响，战士的遗体随着步伐轻轻晃动，仿佛仍在行军。有人忍不住抽泣，另一些人干脆唱起《团结就是力量》，歌声淹没在山风里，却让夜行的队伍步伐整齐了不少。越军的迫击炮声在后方稀疏炸响，弹片贴着山坡呼啸而过。陈晓成几次让担架班就地卧倒，又催促他们爬起来继续前进。天亮时，队伍总算跨过板约河，踏上自己国土。二等功的喜报押后发，八具覆盖国旗的棺木却先一步登上卡车。凌晨的凭祥军用机场灯火通明，装棺的木箱散发着凛冽松脂味。医务所的老军医摘下老花镜，拍了拍陈晓成肩膀，低声说：“孩子，你做到了。”陈晓成嗯了一声，声音嘶哑，“兄弟们守了边关，咱们得守他们最后一程。”没过多久，部队总结。军区以“战时执枪胁迫民工，方法简单粗暴”为由，给他下了行政降一级的处分。通报念完，他在表格上签字，没有申辩。转身时，才轻轻说了句：“如果再来一次，我还会这么干。”有意思的是，处分文件还没发到连队，烈士家属的感谢信就已经摆在了师部办公桌上。有人写：“多亏七连照顾，孩子安眠故乡，我们生死不恨。”那封信传到陈晓成手上，他看完后默默折好，夹进日记本。战事结束后，134人的七连拆分充编到各团。陈晓成转任营部参谋，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到一个新驻地，都会把烈士名牌挂在床头示意图旁，嘟囔着：“名单凑齐了，心里才安生。”时针拨回今天，芬芳的青松已长成小小树林，八块青砖墓碑整齐立在家乡公墓中央。大理石铭牌上，仍能看见淡金色的年号：1979年2月19日。老兵祭扫时常提起一句话——“愿世人都记得，那年春天他们背着枪也背着乡愁。”当年的军规不会因为个人情感而改变，但有些选择超越了条文。战士牺牲后回归故土，这条简单的要求，在陈晓成心里重得像座山。他扛起了，就再没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