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从爱泼斯坦案看美国，不是国家，是生意

编者按：“美国从建国之初，就不是以某种道德理想为底色的国家，而是以资本增殖和利益交换为核心运转逻辑的政治经济体。”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丁刚在“丁刚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表示，对中国观察者而言，爱泼斯坦案的意义不在于“发现美国也有黑暗”，而是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当资本与权力结合到足够深的程度时，制度、法律、舆论这些“制约机制”的实际作用边界在哪里？现将全文发布如下：（全文约3400字，预计阅读时间9分钟）

爱泼斯坦案在中国舆论场引发的震动，远超一般的国际新闻事件。

许多人的反应不是“又一起丑闻”，而是“原来是这样”。这种认知冲击的背后，是长期以来对美国社会运作逻辑的误读。

要理解这一案件，需要回到一个基本判断：美国从建国之初，就不是以某种道德理想为底色的国家，而是以资本增殖和利益交换为核心运转逻辑的政治经济体。

这不是一句批评，而是结构性的事实描述。

美国立国者中的相当一部分，比如华盛顿、杰斐逊等，都是大种植园主和商人，汉密尔顿则是金融家+政治家，还是财政金融制度的关键设计者。

宪法的核心关切从表面看是“如何实现普遍正义”，但实质上却是“如何保护财产权、确保契约自由、维护投资安全”。

美国政治学者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E. Lindblom）在讨论市场与政治的关系时认为，美国式的市场体系会在很大程度上“锁定”政策选择空间，甚至将政策制定过程“关进牢笼”。这种“利益优先”的生意逻辑，至今仍是理解美国政治经济行为的关键。

美国之所以能将这种逻辑发展到极致，有其特殊条件。

作为移民国家，它没有欧洲那样的封建传统和贵族体系的历史包袱，可以更彻底地按照资本主义原则组织社会。地理上的优势，比如两洋隔绝、资源丰富，再加上地理纵深，使其拥有巨大的试错空间和扩张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国将私有产权保护、契约自由等制度安排推向极致，并且通过金融创新、游说政治合法化等不断加强。

多年来美国就是靠着这样的能力，不断推进文化输出能力，将这套制度包装为“普世价值”向全球推广。

从这个框架看美国的对内对外行为，其逻辑一以贯之：凡符合资本利益、风险可控的，就包装为“自由市场”或“民主输出”；凡威胁到核心利益的，则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压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背后的能源和地缘利益，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而不能倒”的救助逻辑，都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在那场危机中，华尔街的投机行为导致全球性灾难，但最终获得救助的是金融机构，而非被次贷摧毁的普通家庭。

这是“保系统优先于保个体”的必然选择；但从利益分配看，这恰恰说明制度设计本身就是为特定群体服务的。

爱泼斯坦案正是在这一逻辑下运作的典型案例。

其实，中国观众从《纸牌屋》（House of Cards）到《亿万》（Billions）、继承之战》（Succession）等美剧，已经看到了权力腐败、资本操控的惊心动魄，但观众往往认为是艺术演绎与夸张。这一次，爱泼斯坦案的细节，尤其是涉及的政商名流及其背后的故事，远比任何剧本更触目惊心。

许多中国人的震惊，不是因为不知道美国存在严重的性犯罪，而是难以理解，为何这样的罪行能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在那么多的举报下依然没有受到惩罚。

这就涉及到对美国的生意底色的认识。

爱泼斯坦的角色，不能简单理解为个体犯罪者。他实际上充当了精英圈层中的特殊“服务供应商”。他提供的不仅是性交易，更是信息和关系网络。

在权力运作的顶层，信息即权力，关系即资产。谁在他那里留下了记录，谁就可能成为被掌控的对象；而他掌握的秘密越多，自身的“安全系数”反而越高。这种畸形的相互依存关系，使他成为精英圈层中的“有毒资产”——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存在有风险，但谁也不愿率先引爆，因为后果不可控。

这与2008年金融危机前各大银行持有的次级贷款证券的逻辑如出一辙：明知有毒，但因已深度嵌入系统，拆除会引发连锁崩溃。

司法程序的表现更能说明问题。

2008年爱泼斯坦首次被捕后，联邦检察官与其律师团队达成“认罪协议”。爱泼斯坦被判18个月、实际服刑约13个月；期间获准工作外出（work release），每天可离监狱外出多小时（媒体常报道约12小时）。受害者在协议签署前未被告知，这明显违反了《犯罪受害者权利法》。负责此案的检察官亚历山大·阿科斯塔后来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劳工部长。

这一系列操作，如果用“司法正义”的标准衡量，完全不可理解。但如果用“风险管理”的逻辑看，则一目了然。案件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层级太高、范围太广，按正常程序追究会引发不可预测的连锁反应。因此，最理性的选择是以最低成本、最小声量、最快速度将事件“封装”。

2019年案件重启后，舆论压力已无法回避，司法机关不得不再次逮捕爱泼斯坦。然而在正式审判前，他在曼哈顿联邦拘押中心中“自杀”身亡，监控设备恰好故障，狱警恰好未按规定巡查。官方调查结论是自杀，但公众普遍质疑。

无论真相如何，这一结果客观上达成了“最优解”：核心人物消失，潜在的指证链条中断，案卷可以永久封存。从维护系统稳定的角度看，这是最符合“成本效益”的结局。

《大空头》（The Big Short）展现了金融系统如何将风险转嫁给全世界，爱泼斯坦案则展现了权力系统如何在必要时让真相消失。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当利益足够大、牵涉面足够广时，规则的执行与否取决于“是否威胁系统本身”，而非“是否符合正义”。这就是大型复杂的交易系统的自我保护机制。

反观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美国观，“美国梦”的故事总体上给我们形成了“强大但有缺陷”的美国印象。这些“缺陷”往往被理解为枪支泛滥、种族问题等“制度性不足”，而非权力与资本深度结合后对规则的选择性适用。

所以，理解美国，需要区分“制度宣称”与“制度实践”。

美国确实拥有一套相对完善的法治框架、选举制度、媒体监督机制，这些在大多数时候对公民和社会是可以形成约束的。但这些机制的有效性是有边界的：当利益冲突上升到“系统性风险”层级时，它们会自动让位于“维护核心利益”的更高优先级。它的运作逻辑是分层的、有选择性的，是按照生意的逻辑来运作的。所以才有人说，华尔街的权力大于华盛顿。

美国的强项和弱项都源于同一套底层逻辑。爱泼斯坦案暴露的，正是这套逻辑在特定条件下的极端呈现。

对中国观察者而言，爱泼斯坦案的意义不在于“发现美国也有黑暗”。这从来不是秘密。它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当资本与权力结合到足够深的程度时，制度、法律、舆论这些“制约机制”的实际作用边界在哪里？这种观察不应导向简单的道德批判或全盘否定，而应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运作逻辑，以及其制度话语与实际运行之间的张力。

爱泼斯坦案这场大戏远未结束，下面还会接连不断地出现一些精彩场景。我曾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借用过好莱坞影片《温柔的杀戮》（布拉德·皮特主演）结尾的一句话，现再次引用这个片段作为“观剧指南”：

在2009年奥巴马选举获胜后的电视声音中，片中的主人翁闷闷地说：“美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桩生意，现在把钱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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