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丁玲触景生情，开了一个玩笑，丈夫陈明：你算是和牌子有缘了

1979年初春，北京西单的一处老式小楼里，院子尚未褪去寒意。早起的陈明拎着一块刚做好的桦木板，小心翼翼地走进屋。丁玲正靠着床头练习站立写作，她的腰椎疼得几乎直不起来，却坚持不肯放下笔。

木板放到她胸前，绑带一系，正好成了移动书桌。丁玲低头看了看，忍不住打趣：“这块牌子像极了当年农场批斗会给我挂的那个。”话音刚落，陈明弯眉一笑，“你呀，算是和牌子有缘了。”几句轻松的调侃，把屋里的病味吹淡了不少。

这对相差十三岁的伴侣，走到今天并不容易。丁玲1904年生于湖南，17岁便以一篇《梦珂》名动上海文坛；陈明则晚了整整一轮，1917年生在江西鄱阳，青年时代是北平师大附小的风云人物，会踢足球、爱演话剧。两人真正的交集，却在抗战烽烟里。

1937年5月，20岁的陈明受党组织安排，翻过黄土高坡抵达延安，进入抗大二期四大队。他一到“红都”便接到新任务——加入刚组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丁玲的名字，彼时在延安已如雷贯耳。

初次报到，丁玲上下打量这个生面孔：“你就是陈明？看过你演《扬子江暴风雨》，台风不错。”陈明愣了下，答得直白：“我俩似乎头一次见，没想到您记得。”简短数语，种下伏笔。

两个月的前线采访中，他们在同一顶帐篷里忙着编通报、排戏、写通讯。夜幕降临，寒风掠过陕北高原，丁玲把亲手缝好的棉裤递给陈明，那一刻，他的心底像是点亮了一盏灯。

可在朋友眼里，这段情感并不靠谱：年龄差距、名望悬殊，加之战火纷飞，婚姻变数太多。劝解声此起彼伏，陈明一度动摇，甚至在重庆匆匆与一位姑娘登记。闪婚不到半年，他发现自己的心仍留在陕北。那场短暂婚姻静悄悄结束，连婚宴都没来得及补办。

1942年2月，延河水面结着薄冰，丁玲和陈明在枣园的小窑洞里领了结婚证。没有贺卡，没有喜糖，两位证婚人递来一张花名册，上面写着：“革命伴侣，同甘共苦。”

胜利后，抗战舞台换成了建设战场。丁玲在全国文协挑灯夜战，筹办《新观察》等刊物；陈明调任新华通讯社，从前线记者变身国际部编辑。聚少离多的日子里，全靠信笺缝合感情。信里常出现一句话——“我需要你，也需要写作。”这十个字，像一根细线，牵着彼此的心。

1955年，风云陡变。丁玲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现实批判味”受到审查，被派往北大荒建设兵团。陈明本可留在北京，却出人意料地主动申请调往同一片黑土地。有人劝他“何苦”，他只是淡淡一句：“她怕冷，我得守着。”

在北大荒，零下三十摄氏度的夜晚，夫妻俩睡在稻草垛里，陈明用身体为丁玲挡风。有人听见他小声哄着她：“不会冻坏的，有我。”再苦的环境中，两人依旧争论小说的边角词句，仿佛硝烟未曾散尽。

1960年代后期，丁玲被关进秦城。陈明辗转各地求见无门，只能在心里一遍遍掂量她说过的“没有你我活不下去”这句话。五年的暗无天日，他靠整理旧剧本、抄写《离骚》度日，等待那扇铁门打开。

1975年，丁玲获释，被安置在山西。陈明终于赶去，把她接到太行山深处的一处村小土屋。缺纸少灯，丁玲却提笔狂写。为了让妻子能直着腰，他用旧木板、帆布带做成简陋写字台，这才有了开头那句自嘲的“牌子”玩笑。

他们每天清晨沿着小河散步，谈论托尔斯泰、聊及新作大纲。村里孩子常围观这对银发夫妻，听他们朗读新写的章节。那几年，丁玲完成了《杜晚香》《何处是归程》等多部长篇，稿纸上密密麻麻的批注大半出自陈明的铅笔。

1985年深秋，左腿剧痛让丁玲不得不入北京医院。医生考虑是脊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她对陈明说：“再过半年，如果好些，就写完《杜鹃山》续篇。”他笑着鼓励：“你写，我来垫板。”

1986年2月14日，病房灯光昏黄。丁玲轻声说梦见一尾红白相间的鲤鱼，逆流而上。陈明握着她的手：“咱们就是那条鱼。”丁玲含笑，要他俯身亲吻，她的声音很轻，却异常清晰：“别太累。”言罢合上双眼。

三周后，3月4日凌晨，丁玲溘然离世，享年八十二岁。送别那天，八宝山的冷风卷起松叶，陈明在花圈缎带上写下十个字：“你慢慢地走，从容地走。”余生三十三年，他不曾将这句话改动分毫。

守寡的日子里，陈明推掉社交，把全部精力投进整理遗稿。两卷本《丁玲文集》付梓时，他已满九十，却坚持盯排、校样。有人问他图个什么，他说得云淡风轻：“她写的字，比我的命值钱。”

2019年5月20日，陈明在睡梦中停止呼吸，终年一百零二岁。家人按照他的嘱咐，将骨灰送到湖南常德桃源，让它与丁玲的碑一起守着那片山茶树。他们的故事，就像那块被丁玲戏称为“牌子”的写字板——粗糙简陋，却承载了最珍贵的文字，也支撑起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相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