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你相信吗?我们日常熟知的二氧化碳,正以全新角色赋能能源利用!前不久,全球首台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超碳一号”在贵州六盘水成功投运。这项革命性技术并非直接用二氧化碳发电,而是将其作为能量传递和热功转换的高效循环介质,让这一温室气体变身发电“好帮手”,既突破了传统“烧开水”的发电模式,更能高效回收工业余热实现节能降碳,也标志着中国在该领域实现全球领跑。
本期,中国科协之声独家专访“超碳一号”总设计师、中核集团首席科学家黄彦平,听他讲述十六年科研路上的难关、困境与坚持。
专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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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彦平,研究员,中核集团首席科学家,超碳一号总设计师,长期从事先进核动力和新型能量转换技术科学理论、技术创新与工程应用研究,带领团队通过十六年技术攻关和自主研发,攻克了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从理论到工艺的全链条贯通,将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从实验室推向了工程应用。
黄彦平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钱三强科技奖等荣誉。
一张便签,打开新世界
2009年春天,黄彦平收到一张改变他科研轨迹的手写便签。
便签来自中国工程院孙玉发院士,上面只有一句话:“美国正在研究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很多人觉得不可能,你是否愿意试试?”
彼时的黄彦平已在第四代核能系统的超临界水堆领域深耕多年。用二氧化碳发电?他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革命性潜力。
物质除了固态、液态、气态三态,还有第四态——超临界态。当二氧化碳被加压到73个大气压以上、加热到31摄氏度以上,它会进入一种奇特状态,化身为“超碳”:既有液体般的高密度,又有气体般的低粘度。
“就像给二氧化碳穿上了超级英雄战衣,”黄彦平说。
不论是传统的火力发电还是先进的核电技术,以及各类余热蒸汽发电,原理都类似于“烧开水”,就是用热量将水变为水蒸气,推动汽轮机转动来发电。
但“超碳”作为介质,进入透平机,瞬间膨胀推动叶片高速旋转,带动发电机发电。一旦实现,相比之前的烧结余热蒸汽发电技术,以“超碳”为介质的新形式发电效率提升85%以上,净发电量提升50%以上。
但现实很快泼来冷水。全球相关文献少得可怜——最早的是1948年瑞典学者的概念研究,1967年美国人论证了可行性,但都停留在纸面。能查到的资料,大多是萃取香料、石油压裂等应用。
黄彦平带着唯一一名研究生,组成了最初的“两人团队”。
没有理论体系,就从热力学基本定律重新推导。没有物性数据,就联合高校从零测试。最煎熬的是找文献——“输入‘超临界二氧化碳’,出来的全是萃取技术,”黄彦平苦笑,“我们像大海捞针,在垃圾堆里找珍珠。”
国际同行纷纷质疑:“超临界二氧化碳换热能力只有水的三分之一,密度却是蒸汽的几十上百倍,换热器和涡轮机怎么造?全球几十年没人做成,你这是自讨苦吃。”
但科研直觉告诉他:这条路值得走。
2010年,经费紧张的团队自掏腰包十几万元,搭建了最简单的自然循环实验装置。当超临界二氧化碳在回路中平稳流动、速度远超超临界水时,黄彦平难掩激动:“它不像水会剧烈波动,只要持续加热,循环速度就稳定上升。那一刻我知道,这个技术肯定能成!”
这个在空白中发现的“第四态”密码,成了团队坚持下去的第一束光。
829天,焊出“不可能”
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超临界二氧化碳的特殊性质,意味着所有传统发电设备都要推倒重来。核心装备研发成为最大“拦路虎”,集中在两大难题:换热能力弱,高效换热器体积会异常庞大;密度极高,涡轮机设计要求远超传统。
他们首先要攻克微型通道真空扩散焊换热器。
需在不锈钢板上蚀刻数百条直径仅1毫米的微流道,再将数百张板片精准叠焊——每张板片上的流道必须100%对齐,误差不能超过一根头发丝的十分之一。
国内没有厂家能达到精度要求。团队骨干直接住进蚀刻厂,与工人同吃同住六周。“每天分析样板、调整参数,终于做出合格样品。”黄彦平回忆。
更难的还在后面:真空扩散焊接技术当时国内完全空白。国际上唯一具备能力的厂家报价高昂,做完一次样品后明确告知:“这项技术禁止向中国出口。”
冰冷的禁运通知,让团队彻底清醒:核心技术买不来、讨不来。
接下来的829天,实验室灯光几乎从未熄灭。他们反复调整焊接的温度、压力和时间参数。每次试验耗费数万元,报废的试验件堆了半间仓库,重达数吨。
“最煎熬的是连续失败,”黄彦平声音低沉,“有一次连续12次失败,年轻工程师坐在地上哭。我捡起焊废的板片说:‘再试最后一次。’”
转折点来自一次“非正式”合作。黄彦平找到西北工业大学的焊接专家,仅凭互相信任,在十几万元经费支持下,对方团队苦干三五年。“黄总,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这句话成了支撑。
终于,在数次方案优化、多版参数迭代后,他们焊出了合格部件,还自主研制出真空扩散焊机,将6000片薄板焊接成超紧凑换热器——体积只有传统的十分之一。
涡轮机研发同样艰难。国外专家直言:“别做100千瓦以上机组,纯属浪费资源。”团队联合东方电气集团,在毫无经验下摸索。
2018至2019年验证阶段最为煎熬——机组每次运行到20%-30%负荷就会突然停机。团队成员甚至开玩笑:“黄老师,您能不能别来实验室?您一来我们就紧张,机器好像也跟着‘犯怵’。”
黄彦平那段时间头发大把大把地白,“每天都担心,前面投入的钱、熬的夜都白费了。”
转机在某天凌晨降临。正在北京出差的黄彦平接到电话,只有两个字:“成了。”电话那头传来团队的哭声。
他颤抖着挂掉电话,又立即回拨确认。连夜赶回实验室,屏幕上稳定跳动的数据让所有焦虑烟消云散。
后来得知,国际同行直到2024年才达到他们2019年的水平。“我们没有跳过任何一个验证环节,”黄彦平说,“技术路线图上所有试验全做了,这才有了‘一旦启动就能稳定运行’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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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数据,筑就根基
技术突破离不开最枯燥的基础工作。黄彦平称之为“补缺”——在物性数据和工程标准中筑牢根基。
超临界二氧化碳在临界点附近的物性变化剧烈,国际文献数据根本不够用。一次按国外数据设计的换热器,实际效率竟比预期低40%。
团队痛定思痛,决心建立自己的物性数据库。
联合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团队,搭建专用测试平台。此后五年,他们重复着升温、加压、记录的枯燥工作。为获取一个精准数据,成员曾连续72小时值守,每10秒记录一次读数。最终报告堆起半人高。
“这套数据库填补了国际空白,”黄彦平说,“它揭示了二氧化碳高效做功的关键——临界点附近密度变化曲线异常陡峭,这正是传统设计思路行不通的原因。”
控制系统的研发同样从零开始。传统系统无法适应超临界二氧化碳的极快响应,团队自主研发了“数字伴生系统”,让实体机组与虚拟仿真实时联动。这个系统的价值还在延伸——未来可能发展为完整数字孪生系统。
意外收获出现在机组运行后。其响应速度远超预期,能精准跟随钢铁厂余热波动。新能源专家闻讯而来:“这种特性正好满足未来电网调峰调频需求!”团队这才发现,他们的技术不仅能利用废热,还能成为电网的“稳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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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只螃蟹”,惊险下肚
实验室成功只是第一步。从实验室到工厂,才是真正的“生死一跃”。
长期稳定运行验证需要巨额费用——机组一天仅水电费就达20万元。连续运行2000小时,成本高昂,难以承受。质疑声此起彼伏:“实验室能用,工业上能用吗?”黄彦平常常语塞:“地球上从没有过这种机器,我只能用实际运行证明。”
转机出现在2022年8月。济钢国际董事长高忠升主动登门。黄彦平直截了当:“你真相信这是新技术吗?你有钱吗?你有厂址吗?”高忠升毫不犹豫给出肯定答案。
后来黄彦平才知道,高忠升从山东辗转北京再飞成都,盛夏酷暑中衬衫后背湿透半截。“这份诚意让我坚定了决心。”
恰逢首钢水钢集团设备更新,负责人也表示“不算短期风险账,只看长远发展账”。三位决策者的担当,决定了“超碳一号”的命运。
2023年底工程开工。工业场景的复杂性远超预期:钢铁厂余热波动大、粉尘多,更关键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对清洁度的“洁癖”——它不仅是工质,还是良好溶剂,对杂质极其敏感。
施工人员按传统习惯操作,几次导致设备异常。团队不得不拆了重装,反复强调:“差一点都不行。”磨合中,工人们逐渐理解了这项技术的特殊性,开始主动按最高标准施工。
最惊险的是并网前调试——涡轮机突然振动。团队连续48小时排查上百个部件,最终发现是管道接口的微小偏差。重新调整安装工艺后,设备终于平稳运行。
2025年12月20日,“超碳一号”正式商运。它颠覆了传统发电模式,用半个篮球场的空间,创造了惊人效益:年增发电7000余万度,为企业增收超3000万元。占地面积仅传统机组的一半。
有老工程师参观时围着设备转圈:“黄总,设备还没到齐吧?”黄彦平笑了:“都在这里了,这就是全套。”
专家测算,若全国钢厂都采用该技术,年增发电量将相当于三峡电站的八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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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钢铁厂到火星
“超碳一号”的成功让团队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该技术长期稳定运行的队伍。十六年核心成员几乎未变,国家持续的基础科研投入让技术体系完整构建。
谈及技术前景,黄彦平眼睛发亮:“它的绿色属性取决于热源,但节能降碳价值是绝对的。”目前团队已启动“熔盐储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项目,未来可灵活适配多元热源——水泥厂窑炉余热、玻璃厂熔融废热,甚至沙漠太阳能。
更远的设想已在探索:火星大气富含二氧化碳,团队已开始概念设计,未来或许能带着核热源和发电系统登陆火星,就地取材发电。相关论文已在国际期刊发表。
“虽然设备还有几十吨重,需要等待大推力火箭,”黄彦平说,“但我相信这一天终会到来。”
团队每天收到多份合作咨询,甚至有人想一次性订购百套设备。“这让我们既兴奋又清醒,”黄彦平坦言,“产业链还不完善,年产能仅5到10台,大规模商业化路还长,但方向是明确的。”
十六年坚守,黄彦平最深的感悟是:“科研工作者要敢于走出舒适区。科学家精神,是在空白中寻‘界’的执着,是在封锁中破‘阻’的勇气,是在枯燥中补‘缺’的坚守,是在风险中落地的担当。”
他这辈子就想做好一件事:让曾经被视为“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真正成为照亮未来的清洁动力。当全球还在为减排目标争论时,中国科学家用硬核科技给出了方案。
“未来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可能参与点亮城市灯火。”黄彦平说,“而我更希望,未来有更多科研人愿坐冷板凳,更多企业愿冒风险,更多公众能建立科技自信——不再一看到新技术就问‘国外有没有’。相信中国科研人能在更多前沿领域,走出自己的创新之路。”
采访手记
黄彦平一口武汉腔的普通话,语速飞快。眼光明亮。他全无大科学家的架子,谈及勇闯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这一科研无人区,他不喊口号,坦率得很。一句“太难了”,道尽其中艰辛。这份务实,格外可爱。面对科学质疑,他会理性讨论,但有人说“这项技术外国人都没做成,凭什么你们就行”,他的脾气就上来了,他说,这种错误老观念,必须改改了。
他反感蝇营狗苟的人,更反感不钻科研、只图私利的态度。他坚信,做学问要纯粹,要简单。想太多,就不敢冲了。当初投身这片科研无人区,靠的就是一个念头,一份多年科研沉淀的直觉。同时,他心中始终绷着一根弦,紧迫感极强。他反复叮嘱团队,不能因眼前的成功松懈。必须保持领先,要比国际同行领先五年,甚至更久。
他深谙,科技竞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唯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才能守住来之不易的阵地。
中国科协之声访谈编辑 刘炎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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