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沈醉第一任妻子，建国后官至正厅级，至死不知道前夫真面目

1979年3月，西安寒意未尽，一纸红头文件送到西北军区老干部一处。工作人员在走廊里轻声议论：“莫耶同志的组织结论下来了。”这句话像春雷，惊醒了这位已经六十一岁的女作家——她的名字，终于被正式擦亮。

她接过文件时神情平静，只在角落里轻轻叹了口气。随后，众人便看到这位头发微白的女干部走进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发黄的旧笔记本，默默翻到夹在中间的那张黑白合影——照片上，她与一个清瘦的年轻人并肩而立，眉眼带笑。那人叫“陈仓”，真实身份却是军统特务沈醉，而她，竟一生都不曾知道对方的真名。

时针回到1918年6月，福建安溪。陈家小女儿陈淑媛落地，她的父亲此时正随国民党军在滇缅一带服役，全家衣食无忧。女孩自小聪慧，十三岁就能在《民声报》发表短评，学校里常有人夸她文笔大胆。更大胆的是，她跟着师长阅读《新青年》，偷偷剪下鲁迅与瞿秋白的文章贴在日记本上。

1934年，因与父亲争吵，她用哥哥的证件化名“陈心竹”闯进上海。在一家杂志社做校对，白天排版，夜里写短篇，稿费勉强糊口。也是在那年秋天，她遇见了自称“记者陈仓”的沈醉。彼时他不过二十岁，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说话带点北方腔，颇合她对“新青年”的想象。

两人常在霞飞路边的小咖啡馆对坐。她谈鲁迅，他谈新闻自由；她向往“人的解放”，他却在暗中奔走于复兴社的秘密据点。陈淑媛并不知道，自己面前的“陈记者”真实角色是戴笠心腹，一名编号为“B特”的交通员。那一年冬天，他们成婚，没有婚纱没有贺客，只在弄堂口的照相馆拍了张合影。

日子变化得极快。1935年末，沈醉因抓捕进步学生从三楼跌下，左眼受伤。闻讯赶来的陈淑媛日夜守护，他在病榻前向她低声请求：“等我好起来，我们有了孩子，就好好过。”一句话让她泪湿枕巾，于是有了那个小生命。可产后不过三个月，沈醉又被调往北平。母亲和戴笠极力阻拦他继续这段婚姻，沈醉折中，把孩子托付友人抚养，劝她回家相夫教子。她斩钉截铁：“我宁可漂泊，也不在家熬日子。”短短一句，撕开了两人世界观的鸿沟。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划破夜色。陈淑媛决意赴延安，想请丈夫同行。沈醉只能说出真相：“我是军统人员，去不了那儿。”他只透露职业，未敢暴露真实姓名，更不能揭开戴笠授意的秘密。听罢，她沉默良久，只丢下一句：“那我自己走。”随即随上海青年救亡“第五队”辗转西安、太原，最终抵达陕北，并改名“莫耶”，寓意“磨生火，夜见光”。

延安每晚篝火旁，莫耶的歌词被一遍遍合唱。《延安颂》首次演出后，聂耳之妻袁雪芬专程来祝贺。有人回忆，当时毛泽东在窑洞外听完哼着调子走回去，说：“好歌，亮堂。”不久，这首歌传到敌后，燕山脚下也能听见翻山而来的歌声。

与此同时，沈醉在武汉、南昌往返执行任务。1938年，他曾在《大公报》夹页登了寻人启事，只写一句话：“小楠，一切安好否？”莫耶的同窗偶然看到，托人转寄延安。短暂的通信中，她只称他“陈兄”，他叫她“淑媛”。然而敌对氛围迅速升温，边区邮检严格，两人书信最终中断。

1945年，日本投降。沈醉晋升戴笠手下电讯处处长，年仅三十一岁。次年戴笠空难身亡，沈醉轴心渐失。1949年12月，成都起义，沈醉被俘，随后在功德林接受改造。彼时的莫耶已在西北军区文工团任副团长，工号A0043，政治级别正处，仅一步之遥便可晋升正厅。

1950年，她与方唯若结婚。方是李克农的外甥，从事情报译电工作，两人相敬如宾。1957年批判风波卷到文艺界，莫耶被指“资产阶级唯美”。职务被免，工资降三级，却从未有人提起她早年的那段婚史。偶尔夜深，她会对丈夫说：“如果他活着，希望他也过得好。”语气平静，仿佛说着陌生人的命运。她的确不知，那人就在北京接受改造。

进入60年代，社会风浪再起。有人怀疑莫耶曾与军统人员来往，向已被特赦的沈醉求证。沈醉答：“此人我不识。”仅此七字，保住了她的清白，也让那张黑白合影继续悄悄躺在抽屉最底层。

1979年落实政策，她的级别被补回正厅。工作组宣读文件时，她只是合掌道谢，然后去军区图书室挑了几本《二十四史》。同事悄悄议论：经历过那么多，她心里怕是波澜壮阔。其实她在意的，不过是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写作。很快，电影文学剧本《碧海长歌》成型，她用笔为援越抗法的海军群像立传，不再写个人的爱恨。

1986年10月11日，清晨六点，解放军总医院病房的窗帘拉着，外头霜叶零落。莫耶闭目之前，护士将一封信放到她枕边——那是沈醉的新书《自白与检讨》的样章。他在书末致谢“某位女士”，未署名，墨迹清朗。遗憾在于，这封样章终究没有被她展开；一天后，她因脑溢血离世，享年六十八岁。

追悼会上，杜鹏程站在人群中央，只留下一句评语：“她的生命里，戏剧从未谢幕。”这句话成为后来学者书写莫耶生平的题记。多年往事随风而散，只有那首《延安颂》至今仍在人们的口中飘扬，带着她不曾得知的秘密，也携着她从未放下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