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丹心照乡土——追忆冯文知先生

作者:柯贤会

“冯文知走了，突发脑溢血！”

“怎么可能？退休不到一年，怎么说走就走了？”

“真的，2月1号中午10点在老家发病，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了！”电话那头，朋友的声音压得很低。我握着手机，愣在原地，窗外的一切声音骤然褪去，只剩下一种不真实的寂静。那个身材高大、卷发浓密，永远蓄着一身劲儿的人一幕幕，如同电影，浮现在我脑海里。

1991年秋天。空气里弥漫着稻穗成熟的气息，也压着一个农家少年几乎绝望的沉重。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可两千元的学费，对我家来说，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砸锅卖铁，东挪西借，凑了一千元，剩下的那个缺口，像一道深不见底的沟壑，横在我和未来之间。最后一丝希望，我系在了时任勇敢乡副乡长冯文知身上。去找他的时候，我是怯懦的，心想：“一个毛头学生和一个乡长，隔着太远的距离，怕他不会搭理我，更不会给我办事。”但是，为了求学，为了前程，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了他。

我至今记得他办公室的模样，简单，甚至有些陈旧。他听我结结巴巴说完，眉头都没皱一下，只说了句：“走！”便跨上那辆半旧的“公鸡娃儿”般的嘉陵摩托。我坐在后座，手抓着铁架，风呼呼地从耳边刮过，卷起乡间道路上的尘土。他宽阔的后背挡在前面，让我那颗七上八下的心，莫名地安定了些。

摩托径直开到了我们村支书来玉明家的商店里。冯文知下车，拍拍身上的灰，对迎出来的支书开门见山：“来支书，你们村里出了大学生，现在学费有困难，你们要帮助他！”来支书二话没说，从货架后边床铺席子底下取出一千元钱，他把钱塞到我手里：“拿着，好好念书。”

那一刻，我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那不仅仅是一千块钱，那是一个乡长和一位村支书，用他们的担当和大爱，为我这个普通农家孩子搭起的一座桥。那个夏天，摩托车的引擎声，冯乡长简短的嘱咐，钞票上残留的席子印记，混合成我青春记忆里最铿锵有力、也最温暖湿润的底色。

后来我知道，这份“二话没说”的热忱，贯穿了冯文知的一生。他从普通干部干起，凭着一股子扎实和闯劲，做到几个乡乡长位置，最后主动申请调回老家坝河镇，像一颗螺丝钉，把自己拧在了最需要力气的扶贫关节上。

2018年国庆，他约我回老家看看。他弟弟文卿开车，我们直奔伏羲山而去。在我们步行上山途中，秋日的阳光穿过疏朗的枝叶，在他的卷发上跳跃。他走得不快，却稳，指着陡峭的山路对我说：“你看这山上风景好，就是不通水泥路，太难走，不方便，我琢磨着，得想办法修一条水泥路，直通山顶。”

我喘着气，问：“这么大工程，难度不小吧？”

他停下脚步，回过头，眼神亮得灼人：“事在人为。路通了，伏羲的山峦、寺姑的云海、坝河的水色才能真正变成风景，才能引来游客。村民就能搞民宿，卖猕猴桃、黑猪、土鸡等山货，这才是长久的活路。”他谈起规划，条分缕析，哪里可以设观景台，哪片坡地适合扩大猕猴桃种植，仿佛眼前的荆棘荒草，已然在他心中铺就成了锦绣蓝图。那一刻，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骑着摩托、风风火火为奔波的乡长，只是岁月将他的锋芒打磨成了更坚韧、更绵长的执着。

从山顶下来，车子在盘山路上缓缓而行。窗外掠过一片片整齐的藤架，苍翠的叶子在阳光下闪着光。“这就是寺姑村的猕猴桃，”他语气里带着不易察觉的骄傲，“快成气候了。”车子驶入村庄，水泥路通到家家户户门口，白墙灰瓦的民居整洁有序。有村民认出了他的车，老远就笑着挥手，大声喊：“冯乡长，又来转啊！”他也笑着点头。那笑容，是真正融进了这片土地的踏实和欣慰。

那次回去，我心潮难平，为他写了《为扶贫“老兵”点赞》。他看到文章，哈哈一笑，说：“我算什么兵，就是个不想闲着的老汉。你写周云喜的花灯，那个好，老手艺不能丢，那也是咱们的宝。”

这就是他。他心里装着的，是一条能让汽车开上伏羲山顶的路，是能让猕猴桃卖出好价钱的产业，是能让周云喜那辈艺人的花灯继续传下去的光亮，是让这一方水土上每一个人过得更好一点的力量。乡亲们说他“大部分时间还在老家住”，哪里是“住”，他是把最后的根系，都扎进了坝河的泥土里，把魂留在了这片土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