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的辞呈捏了快一周,边角都被我摩挲得发毛。直到周五下午,我深吸一口气推开总监办公室的门,心里盘算着顶多被挽留两句,毕竟在这家公司做了五年技术岗,不算核心但也没出过差错。
可总监老李接过辞呈,没看内容先抬头盯着我,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辞职理由我不看,你先跟我说实话——你老婆陈慧,在公司干了二十六年,她到底什么来头?”
我愣在原地,手里的水杯差点晃洒。老婆陈慧在公司的行政部做档案管理,每天朝九晚五整理文件,穿着最普通的衬衫西裤,说话轻声细语,连部门聚餐都很少参加,怎么会跟“来头”扯上关系?
“李总,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皱着眉坐下,“陈慧就是普通员工啊,当初还是通过社会招聘进来的,干了这么多年也没升职,一直做档案……”
“普通员工?”老李突然把桌上的员工工龄表推到我面前,指着最顶端的名字,“全公司三百多号人,她工龄最长,比董事长还多两年。去年公司搬新址,档案库要销毁一批旧文件,我让行政部把十年前的项目资料调出来,她直接跟我说‘这批不能动,董事长二十年前签的保密协议还在档案柜第三层’——你知道吗?连现任副总都不知道有那份协议。”
我心里咯噔一下。老婆确实跟我提过,她管的档案库有个“特殊区域”,钥匙只有她和前几任行政总监有,里面放的都是公司初创期的文件,她每天下班前都会去检查一遍锁具。可我一直以为,那只是老员工的“习惯性负责”。
“还有上周,”老李的声音压低了些,“总部派审计组来查账,翻到2008年的一笔坏账,财务总监都快急哭了,说当年的经办人早就离职,根本找不到凭证。结果陈慧抱着个铁皮盒过来,里面不仅有经办人签字的报销单,还有当时董事长的批复邮件打印件,连附件都没少——你说,普通档案员会把十年前的文件保管得这么仔细?”
我想起老婆的书桌抽屉里,总放着一个泛黄的笔记本,里面记满了日期和文件名,连哪份文件放在哪个档案柜的第几层,都标得清清楚楚。有次我开玩笑说她“像个档案库的老管家”,她只是笑了笑:“这些文件都是公司的底子,丢了就找不回来了。”
“其实我早就觉得不对劲了。”老李靠在椅背上,语气里少了平时的严肃,多了些疑惑,“前年公司评优秀员工,行政部报了三个人,没她;去年给老员工发纪念金,工龄超二十年的只有她一个,她却跟行政总监说‘把名额让给年轻人’。每次开全员大会,董事长路过行政部,都会特意朝她的工位看一眼,还会停下来问一句‘陈姐,最近档案库还好吗’——你见过董事长跟普通员工这么说话?”
这话让我想起去年春节,董事长请公司老员工吃饭,特意把陈慧叫到主桌,还敬了她一杯酒,说“公司能有今天,多亏了当年有人守住了底子”。当时我以为是客套话,现在想来,这话里藏着别的意思。
正说着,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了两下,陈慧端着一摞文件走进来,看到我在,愣了一下:“你怎么在这儿?不是说今天提前下班去接孩子吗?”
老李赶紧站起来,语气瞬间缓和:“陈姐,我跟小张聊点工作上的事。您这是送年度档案过来?”
“嗯,今年的员工档案整理完了,给您过目。”陈慧把文件放在桌上,目光扫过我手里的辞呈,眉头轻轻皱了皱,却没多问,只是跟老李说了句“您看完记得签字,我明天要归档”,转身就走了。
她走后,老李叹了口气:“你看,她连跟我多说一句话都不肯。我问过行政部的老员工,有人说陈姐刚进公司的时候,是跟着董事长一起跑业务的,后来公司稳定了,她主动申请去管档案,说‘不想占着核心岗位,给年轻人让位置’。还有人说,当年公司差点破产,是她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给董事长应急,还帮着找老客户回款——这些事,你知道吗?”
我猛地攥紧了拳头。2009年那阵,家里确实过得紧巴,陈慧每天早出晚归,回来就躲在房间里打电话,有次我看到她在哭,问她怎么了,她只说“公司遇到点困难,我帮不上什么忙”。原来那时候,她是在帮公司找活路。
“我今天问你这些,不是想查陈姐的底。”老李的语气软了下来,“是想知道,你辞职是不是因为公司哪里亏待了你们?要是待遇的事,咱们可以谈;要是有别的想法,我也想留个人情——毕竟陈姐是公司的恩人,你们要是走了,我没法跟董事长交代。”
我看着桌上的辞呈,突然觉得喉咙发紧。其实我辞职,是因为老家的父母身体不好,想回去找份离家近的工作,跟陈慧商量的时候,她还说“你放心回去,我在这边再干几年,等孩子上了高中再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个每天回家给我做热饭、帮孩子检查作业的女人,在公司里藏着这么多我不知道的故事。
那天下午,我没把辞呈递出去,而是跟老李聊了很久。我说起陈慧每天早上六点就去公司,把档案库的窗户打开通风;说起她记得每个老员工的入职日期,会在他们生日的时候送一张手写的贺卡;说起她去年查出腰椎间盘突出,还是坚持把几箱旧档案搬到新仓库,说“这些文件不能受潮”。
老李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拿起笔在辞呈上写了一行字:“挽留未果,按特殊员工家属待遇,保留岗位一年,随时可回。”他把辞呈推给我:“这是我能做的最大让步。你回去跟陈姐说,不管她想干到什么时候,公司的档案库永远给她留着位置——这是董事长当年跟她说过的话,我今天替他再传一次。”
晚上回家,我把白天的事跟陈慧说了,她正在厨房洗碗,听到一半,手停在了水槽里。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眼睛红红的,却笑着说:“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当年公司刚成立,就我一个管档案的,董事长说‘这些文件是公司的根,你得看好了’,我就记到现在。后来人多了,我也习惯了守着那些文件,看着公司一步步变大,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一样。”
我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突然想起第一次带她去见父母的时候,她跟我妈说“我没什么大本事,就会做点小事,能把小事做好,我就满足了”。原来这么多年,她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一份责任,也守护着一个公司的记忆。
后来,我还是回了老家,但没找新工作,而是开了一家小的档案管理咨询公司,陈慧偶尔会利用周末过来帮我整理资料。有次她跟我说,前几天回公司办事,看到档案库新来了个小姑娘,跟着她学怎么分类文件,小姑娘问她“阿姨,您为什么对这些旧文件这么上心啊”,她笑着说:“因为每一份文件背后,都藏着很多人的努力,不能丢。”
我想,这大概就是她的“来头”——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背景,而是二十六年如一日的坚守,是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的认真,是把公司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的真心。这样的“来头”,比任何背景都更珍贵,也更让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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