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保卫毛主席进京，1958年却连降十级，毛主席怒道：我要亲自过问

1958年8月下旬，上海郊外的“七一公社”刚过黎明就热得像个蒸笼。田埂上，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卷起裤腿，同社员抬着沉甸甸的柴油机。没人想到，这位汗水直流的“王副书记”，四年前还是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掌舵人，更早之前，他曾在香山亲手护送毛主席进城。

王范的级别被“一撸到底”，从正厅挤到副科。邻近生产队的老人悄声议论：“这人来头不小，当年有人喊他‘红色包打听’。”王范只是笑笑，把布帽一压，继续干活。对他来说，命令已下，苦水只能往肚里咽。可同年秋天，一道越过无数公文的电话打到北京中南海，毛主席听完情况，当场一句话：“这件事我要亲自过问！”

王范第一次被上级“惦记”是在1926年。那年他刚满二十出头，经王盈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家乡战斗失利，他跳河逃生，辗转到上海。口袋里只剩两枚铜元，他改名张云飞，在码头做苦力。为了摸清敌情，他索性考进英租界的捕房，当一名巡捕，外表是制服警棍，心里是暗线。“既然进了狼窝，就得把狼的牙齿摸清。”他私下常这样调侃自己。

1932年春天的四马路，一个叛徒认出了他。这次暴露险些要命。中统探长连番逼供，辣椒水、老虎凳、竹签样样上阵。王范咬牙死扛，一句都不松口。三天后，他被押往南京陆军监狱，判十年。监狱里，他靠给牢头抬水抱柴的力气捞得“自由走动”资格，顺势给被关押的同志递纸条、传口信。筵席虽然寒酸，他却把狱中当成了一所“流动党校”。

抗战全面爆发后，1937年8月，在各界营救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交涉下，他和一批难友被放出。刚出大门，他对迎接的同志只说一句：“组织关系还在不在？我得回队伍。”两个月后，他抵延安，进入中央党校深造。半年书本功夫打底，他被分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跟处长周兴搭班子。

边区局面复杂，游击队、土匪、日谍、特务混杂。王范捕风捉影的本领此时派上了用场。一次，延安城里突然冒出几个形迹可疑的“记者”，打着采访旗号紧跟毛主席。王范察觉不对，快步上前拦住：“同志，请走这边。”他让警卫重新布位，自己挡在最前排。事后确认，那两名“记者”竟是潜入边区的日伪特务，身上还缝着藏刀。毛主席听了哈哈一笑：“王范是我们的红色包打听！”一句夸奖，令他夜不能寐。

1938年，他在七里铺主持情报干部训练班。从隐蔽侦察到保密通信，他把多年摸爬滚打的经验倾囊而授。课间休息，学员们拉着他缠个没完，“王处长，再讲讲坐老虎凳的事！”他故作神秘，拍了拍大腿：“疼是疼，可当时心里亮堂，一口咬定‘我不是’，你们也得记住，嘴巴一开，全军覆没。”

1944年7月17日，林伯渠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给他颁发“模范工作者”奖状。油墨未干，他又被调往晋察冀、平西等地侦办案件。奔波多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已是中央警卫部队中的重要角色。

那年3月23日清晨，西柏坡的山风裹着泥土味。毛主席登车前向警卫们挥手，嘱托：“安全最要紧。”为了确保路线无虞，王范坐在第一辆吉普里，双手握枪，眼睛紧盯车窗外。“若有异动，立刻处理。”这是他给随车战士的命令。车队平安驶入北平，停在香山双清别墅，王范总算把心落回胸口。

建国后，上海需要熟稔警务又懂法律的人。1952年，王范出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骨子里的倔劲儿，让他对卷宗过目必较真，“有错必纠”成了口头禅。上海是当年旧势力的“余温地带”，难免触动某些人的利益。1958年初夏，一纸处理决定骤然下达：王范因“作风粗暴、方法简单”被撤职，降为七一公社党委副书记。十级台阶，一夜跌到底。

来到郊外，他依旧雷厉风行。接任当天，他就带人检修农机、查看仓库，顺手把积灰的旧发报机擦得铮亮。有人打趣：“这玩意儿公社用不着。”王范摆摆手：“机器闲着也是锈嘛，磨一磨心不生锈。”

然而，流言仍在。有人匿名写信到北京，说王范在地方搞“翻案逆流”。年底，中央开会，恰好提到他。毛主席翻到“王范”三个字，眉头一紧：“他？不对啊，他是我们的老同志。”会场一片静寂。主席沉吟片刻，抬头说道：“此案暂缓执行，我要亲自了解！”一句话，把情势扭转。

经过中组部、公安部数月调查，所谓问题基本都是欲加之罪：查案严格、顶撞过某些人的面子，就成了“态度恶劣”；查封一批外逃商人的资产，也被指“打击面宽”。1960年春，中央批复：错误定性，应予平反。

1962年初，王范调任江苏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书记。南京五台山体育场还是荒坡，他架起卷尺，每天跑几圈丈量地势。半个月后，设计图纸上交，“排球场要靠近居民区，方便孩子来练习”。身段依旧硬朗，常跟年轻教练比推铅球。有人劝他：“您身体有伤，悠着点。”他抹汗笑道：“老虎凳都抗过，这点累算什么？”

晚年再回上海，他故意绕道黄浦江，站在当年扛麻袋的老码头，扶着栏杆看江水滚滚。“那时口袋里就俩铜元。”随行干部听见，没敢接话。王范望着远处灯火，片刻才低声补了句：“亏得信得过咱们的党。”

王范1976年病逝于南京，享年七十。他的档案里留有一份1959年毛主席亲自划圈的批示：王范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立功甚多，应予以信任和重用。

从巡捕到狱中囚徒，从延安锄奸模范到上海“包打听”，王范的人生几起几落，却始终没离开那条隐形的安全线——保护党和人民。在七一公社的泥土中，他默默熬过最灰暗的时刻；也正是在那段静默里，他赢得再次被信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