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离开部队，被重启当纵队参谋长，替补师长，晚年安排副师职！

1955年9月中旬，距离第一次授衔典礼只剩半个多月。北京西郊的装甲兵大楼里，黄鹄显把名单反复翻了三遍，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也许还会补发吧。”身旁的老战友低声安慰，他只是淡淡点头，神色如常。起伏三十年的军旅生涯，让他早已练就了遇事不惊的本领。就在这片刻的沉默中，过往的画面忽然翻涌而来——西征河西走廊的枪火、凉州监狱的铁门、冀热辽的雪夜攻坚，还有那段不得不离开部队去看仓库的尴尬岁月。一条从红一方面军走出的曲折轨迹，便这样铺展开来。

1933年，21岁的黄鹄显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北上，到达陕北时已是团级参谋。第二年夏天，他被点名抽调去四方面军担任作战科科长，与张宗逊、郭天民等人一同补充那支队伍的参谋骨干。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不久，党中央决定发起西路远征。30军参谋长黄鹄显随部西进，踏上漫漫河西走廊。那一仗，缺粮、缺马、缺电台，仰攻雪山、夜扒冰河，依旧没能冲破敌军重围。临近高台时，他身负重伤被捕，押入凉州监狱，同囚者还有日后成将的秦基伟。秦将军回忆过那段情形：警备司令拿着名单逼问身份，黄鹄显只说自己是“普通红军”，对方要他指认干部，他抬头扫视，却一句话也不肯多讲。生死一线，谁也猜不透他心中所想，只记得他把伤腿拖在冰冷的石板上，咬着牙不吭声。

形势突变救了这些“死囚”。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开始酝酿合作，宁夏马家军奉令把俘虏押到兰州，随后转往延安。大批旧人戴着枷锁走进陕北窑洞，迎面而来的却是八路军总部的任命。大伙儿多进了129师，黄鹄显则被留在总部任作战科长，旋即调任特务团团长。本以为可以大展拳脚，却在1938年遭人举报“有叛变嫌疑”，被押回延安审查。结论是“表现尚可，曾有动摇”，关了几个月后，组织安排他脱下军装，到南泥湾的纺织厂当保管员，接着又到纸厂任副厂长。枪膛的硝烟没了，纱屑和纸浆的味道填满鼻腔，他却依旧每天在工棚外看着星空发呆——那是一名军人对战场的执念。

转机出现在1942年夏天。根据地兵力紧张，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缺人手，上级把他重新调回军队，仍让他出任作战科长。“还能打仗？”走上山地演兵场的第一天，他拍着战马自问。答复是肯定的。短短一年，他用几次小规模夜战证明自己并未生疏。1943年底，他被送往中央党校深造，课余仍会在地形沙盘前摆弄小旗子。抗战胜利后，组织挑选一批熟悉北方地形的干部挺进东北，他主动请缨，随部飞赴山海关外。

在冀热辽，他先任独立旅副旅长，后来顶上缺口当了旅长。宁城、建昌、崇礼，这些地名始终烙在那支旅的军旗上。宁城一役，夜色掩护下破城，缴获日伪军一千余人；建昌之战，连夜奔袭，敌人损失三分之一；崇礼攻坚，配合兄弟部队再歼千余。仗打顺了，部队被冠以“冀热辽常胜旅”。到了1947年8月，东北野战军八纵成立，司令是史艳文，黄鹄显则被任命为纵队参谋长。秋季攻势里，三战三捷，逼得国民党华北精锐步步后撤。

可胜利背后也有阴影。23师屡屡更换主官，风气涣散。1949年春，纵队首长干脆把黄鹄显“下放”——让他去当师长。有人说这是降职，他却笑：“把骨头挑对了，肉自然长出来。”半年多的整训，23师精神面貌一新，随即参加平津战役，包围天津外环，首战克复军粮城，炮火震得渤海翻涌。

新中国成立后，黄鹄显调往装甲兵，先任副参谋长，又随第九兵团赴朝鲜。志愿军渡鸭绿江时，他站在T-34的炮塔上，手里攥着北风里呼呼作响的地图。清川江沿岸的丘陵地，坦克难施展，他连夜画完攻击路线，“这里是高地，别闷头冲。”随行苏军顾问不住点头。回国后，他主持装甲兵战术教研，主张“步坦协同”，反复带学员做推演。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顺利走进将军方阵时，他却被“暂缓授衔”，理由依旧指向当年西路军俘虏一段。文件夹压了九个月，1956年6月，军委重新评议，授予他少将军衔。勋表挂到胸口那刻，他只是抬手抹了抹帽檐，没有更多表情。

此后仕途并未平坦。装甲兵学院副院长一任还算体面，1964年起却长期“待命”，既不上课也少有人来访。有人替他打抱不平，他摆摆手：“国家的账本，不急这一时。”1979年，部队整编，需要懂装备又熟地方的老兵，他被请出京，到家乡的省军区任国防工办副主任，级别只是副师。三年底定，随后改任装甲兵顾问，1983年离休。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黄鹄显的路，大概是“多折多劫，初心不改”。从红军雪山草地到志愿军坦克洪流，他历经囚禁、下放、误解，却把握一次次“重启”机会，把才干注进新的岗位。类似经历，在那个年代并非孤例，却很少有人能始终保持克制与清醒。黄鹄显成了例证：命运的分岔口不少，但只要扛得住，就总会有下一条路可走。

黄鹄显2007年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一本泛黄的线装簿，本子首页写着八个字：“困而不屈，拙而自奋。”这八字或许正是他半生沉浮的注脚，也是军中老一辈对后人最直接的叮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