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国军悍将被俘，竟问陈毅：9年前我就要起义，你们为什么不收

说到被我军俘获的国民党将领，大家肯定都会想到垂头丧气的形象，可就有这样一位悍将，在被抓了之后，竟然愤怒地“质问”起了我军将领陈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悍将不是别人，就是郭勋祺。接下来，就一起看看他的故事吧。

1922年的成都，街上随处可见扛枪的兵，茶馆里却藏着不一样的热闹。那会儿陈毅刚从法国回来，在《新蜀报》当编辑，满脑子都是“怎么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想法，一有空就往茶馆钻，跟人聊时局、讲道理。

郭勋祺比陈毅大几岁，当时还是川军里的一个青年军官，没多少文化，却喜欢听有见识的人说话。有人把陈毅介绍给他，两人一见面就聊开了，陈毅说：“工人种的粮、织的布，为啥自己吃不饱、穿不暖”，郭勋祺就接：“我们当兵的也一样，上面克扣军饷，弟兄们连草鞋都穿不上”。

一来二去，两人成了茶馆里的老搭档。郭勋祺不是装样子听，他真把这些话往心里去。有次川军里抓进步学生，他还偷偷让人给学生通风报信，说：“赶紧躲躲，过两天要清人”。那时候他还不懂啥叫“革命”，只觉得陈毅说的对，欺负老百姓、打压读书人的事，不能干。

真正让两人交情“过命”的，是1927年的“三三一惨案”。

出事前一天晚上，郭勋祺收到军方密令，说要“清理左翼分子”，首当其冲的就是《新蜀报》。他没敢耽搁，半夜找了个可靠的兵，让他去给陈毅捎话：“明早军队要封报社，你今晚就走，别等天亮。”

陈毅连夜逃出成都，第二天再看，《新蜀报》的门被砸得稀烂，编辑部的人全被抓走了。这事郭勋祺没跟任何人提，连陈毅都是好几年后，从一个老川军嘴里才知道，当年自己能活下来，是这位老大哥冒了风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那会儿郭勋祺刚当上144师师长，接到蒋介石“死守南京”的命令时，身边人都劝他“这仗打不赢，没必要送死”，他却红着眼说：“南京是首都，咱们是军人，总得守一守”。

可这一仗，真打起来才知道有多难。日军的坦克往城里冲，飞机在头顶炸，他的部队装备差，好多士兵连像样的枪都没有，只能拿着大刀往上拼。

打到最后，他把炮兵连的人改成步兵，凑了几百人组成敢死队，自己带头冲在最前面。左腿中弹那会儿，他连麻药都没要，让卫生员用刺刀割开伤口取弹片，疼得浑身冒冷汗，嘴里还喊着“接着打”。

南京保卫战结束，他带出去的一个师，最后只剩不到50人。他看着身边的残兵，红着眼说：“这些人，是我赔给南京老百姓的”。后来有人问他后悔不，他说：“不后悔，就是对不起那些跟着我的弟兄”。

没过多久，他被调到安徽合肥驻防，离新四军的驻地不远。那时候新四军缺枪少弹，他看在眼里，心里不是滋味。有天他没带卫兵，就跟两个随从，拉着30支步枪、几万发子弹，直接找到新四军军部。他说：“这些东西，你们先用着，不够我再想办法。”

那次是项英接待的他，枪收下了，却没接他“想过来”的话茬。郭勋祺没明说，可谁都看得出来，他不想再跟国民党混了，蒋介石嘴上喊着“抗日”，背地里却总搞“反共”的勾当。

到了1939年，他彻底被蒋介石盯上了。先是被撤了师长职务，说是“去陆军大学学习”，其实就是软禁。他托人给陈毅带了句话，说：“我不想再为蒋介石打仗了，想跟你们一起干。”陈毅的回信很短：“再等等，现在不是时候。”

他懂陈毅的意思，那会儿国共还在合作抗日，他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要是突然“起义”，蒋介石肯定会借机说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到时候新四军的日子会更难。可懂归懂，心里的委屈却压不住：明明想做对的事，为啥就这么难？

1947年，郭勋祺被派到襄阳当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名义上是副司令，实权却在康泽手里。康泽是蒋介石的亲信，一门心思要“固守襄阳”，郭勋祺却觉得“这城守不住，不如早点撤，别让弟兄们白白送死”。

可他说了不算。襄樊战役打响后，康泽把他的兵权架空，连调兵的权利都没给。城破那天，郭勋祺没跑，不是不想跑，是觉得丢人：自己打了一辈子仗，最后却成了别人手里的棋子，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当解放军把他带到陈毅面前时，陈毅愣了一下，眼前的郭勋祺，头发白了不少，衣服上还沾着血，哪还有当年川军硬汉的样子。还没等陈毅开口，郭勋祺先憋不住了：“9年前我就想过来，你们为啥不收？要是那时候收了我，我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陈毅没回避，也没辩解，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老郭，不是我们不收，是那时候真不能收。我们是讲纪律的，不能因为个人，坏了抗日的大局。”“我知道大局重要，可我就是不服！”郭勋祺的声音低了下去，“我这辈子没服过谁，就服你陈毅，可这事上，我真有点怨你。”

陈毅笑了，拿出一瓶酒，倒了两杯：“我知道你委屈。要是那时候你过来，以你的本事，现在说不定都是大将了。可你也知道，我们不是个人说了算，得看形势。”

这次，没人再拒绝他。郭勋祺没立刻表态，不是犹豫，是在思考：自己不是战犯，襄阳失守不是他的错，康泽才是主谋；更重要的是，他想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弥补这9年的遗憾。

1949年初，郭勋祺带着陈毅的托付，悄悄回了四川。他没敢用真名，穿了件便衣，住进老部下开的茶馆里，四川是他的老家，这里有他认识的老军官、老部下，也有蒋介石的特务。

他没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也没喊口号，就是一个一个找老熟人聊天。先找当年的副官，再找军需官，连传令兵都没落下。见面就掏心窝子地说：“我不是来劝你们投降的，我是来告诉你们，蒋介石靠不住，四川不能打起来，不然老百姓要遭殃。”

他跟人讲襄阳的事：“康泽非要死守，把弟兄们当炮灰，这样的仗，打了有啥意思？”也讲自己的事：“我9年前就想跟共产党干，不是现在才变卦，我是不想再做糊涂事。”

后来，当郭勋祺看着解放军进了成都城，老百姓在街边鼓掌时，突然红了眼，这9年的委屈、不甘，终于有了个像样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郭勋祺没要求带兵，也没要官，主动去了川西行署当委员，管水利。有人说他“屈才”，一个打了一辈子仗的将军，怎么去管修堤坝？他却不在乎：“我是四川人，能为家乡修水利，让老百姓不遭水灾，比当啥官都强。”

那时候四川的水利设施差，一到雨季就发大水。他整天泡在工地上，穿草鞋、吃窝头，跟工人一起扛木头、挖水渠。有一年发大水，堤坝快崩了，他让所有人都撤，自己留在坝上看水势，泡在水里一夜，第2天回家时，腿肿得像柱子，连路都走不了。

贺龙来看他，没多说什么寒暄的话，就拍了拍他的肩膀。郭勋祺没忍住，掉了眼泪，这辈子打了多少仗，受了多少委屈，都没哭过，可这会儿觉得，值了。

他晚年身体不好，却总爱跟人讲过去的事，不是讲自己多厉害，而是讲南京保卫战的弟兄、讲当年想起义的无奈、讲成都和平解放的不易。

1969年，郭勋祺在成都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