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1年12月的一个深夜，北京气温逼近零下八度，中南海灯光仍亮。陈云合上最后一份经济数据，桌边的茶水早已冰凉，秘书递来一份加急《信访简报》。他低头浏览，眉头越皱越紧，最后在封面批下八个大字：“我主张严办几个”。墨迹未干，旁人已能感到那股不怒自威的气场。
这份简报记录的，是华南海岸线上一个县的惊人腐败。海丰，地处粤东，靠海临港。改革开放的东风刚吹到南国，这里就凭借与港澳的通道，成了走私热土。洋烟、洋酒、电视、电冰箱，连同新奇的收录机蜂拥而至，街头巷尾尽是提货的小贩，山里收割的甘蔗没人管，却见学生扛着彩电在路边叫卖。群众议论一句话：海丰像一口敞开的仓门，谁都能往里搬。
简报里提到的关键人物王仲，1927年生，参加革命时才二十岁。枪林弹雨中立过功，转入地方后长期在基层摸爬滚打，1976年出任海丰县委书记。最初他公开表示“走私不止，干部难安”，严打阶段亲自带队堵海口。然而一年多后，一台17寸黑白电视把他的人生轨迹彻底拉弯。
1979年秋傍晚，县广播站一名广播员拎着纸箱敲开了王仲家的门。“王书记，我家亲人在澳门，批文一直下不来，能不能帮忙？”对方抬脚踢了踢箱子，露出崭新的电视。王仲客气推辞几句，终是收下。电视机通电那一刻，雪花屏闪烁，他的防线也随之崩塌。
此后彩电、收录机、电冰箱接连送到县委小院，王仲干脆将部分赃物倒进市场变现，再从缉私仓库“顺”走更多样品。数字在账本上迅速累加：仅1979年至1981年7月，他个人侵吞、受贿折合人民币六万九千余元。当时普通干部月薪不过五六十元，这笔钱已足够百口之家衣食无忧。
海丰群众不是没有反抗。检举信一封接一封寄往省城，却总被地方关节截留。直到一位退伍老兵把检举全文投给《南方日报》，报纸见刊当天就被送到中纪委办公厅。1982年1月5日，这宗“广东海丰王仲经济问题”简报摆到了陈云案头。陈云痛批后，简报很快递交给中央其他领导。邓小平阅后批示：“雷厉风行，抓住不放。”
一百多名调查人员随即南下。海丰港风大浪急，调查组连夜进村入库。最棘手的是取证：王仲不留签字，赃物被分散在亲戚八处住宅。有意思的是，缉私仓库的保管员王泗吉暗中记下两本账：一本公开账，一本凭记忆写的“影子账”。两本账一对照，手表331只、彩电7台去向不明的真相浮出水面。
面对铁证，王仲仍强辩：“有的是上级要的，有的是我垫钱买的。”调查员冷冷一句：“如此收受，还算共产党员吗？”王仲沉默。突击审讯中，他的妻子陈巧兰扛不住压力，详细交代赃物藏匿地点。很快，六万九千余元赃款赃物被一一追回，案卷厚达半米。
陈云数度听取汇报，得知涉案金额后直言：“离特区这么近的县城，出现这种规模的走私腐败，影响之恶劣难以估计。”根据1979年刑法及1982年《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王仲的行为已触及极刑。1982年8月24日，他被开除党籍并批捕，同年12月汕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仲不服提出上诉，省高院维持原判。
1983年1月17日，汕头人民广场宣判现场人山人海。宣判书读到“立即执行”时，王仲面色灰白，双腿发抖，再无半点昔日的强硬。数十名干部被带到队伍最前列旁听，警钟不言自响。
王仲伏法后，海丰却留下满目疮痍。工厂停摆，财政入不敷出，群众仍沉迷走私。一份1983年8月的中纪委调研报告写道：“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课”，问题已不仅是个别干部的堕落，而是经济结构被彻底掏空。中央随即决定将海丰列为党性党风党纪试验区，派出联合工作组驻县整顿，清退劣迹干部，扶持骨干企业。到1986年，十余家工厂重新点火开工，县财政收入升至六千万元，街市里重新传来机器轰鸣。
有人把王仲案称作“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它见证了新旧体制碰撞时的剧痛，也让执政党在探索市场经济的同时，看清了遏制权力腐败的紧迫。海风依旧吹拂南海岸，那份写着“雷厉风行，抓住不放”的批示，成为后来无数反腐行动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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