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初秋,湖北孝感某空降兵训练场。夕阳西下,一位头发花白、身着旧式迷彩的女医生站在跳台旁,动作干练地给一群青年伞兵讲解着落地要领。没人想到,这个个头只有一米五出头的老人,二十年后会在武汉的银行柜台掏出一张写着一千万元的转账单,把所有人惊得目瞪口呆。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上午九点,武汉机场河支行大厅略显拥挤。85岁的马旭和老伴颜学庸推门而入,带着略显旧色的公文包。她把身份证和折子递到客户经理手里:“先转三百万元到黑龙江木兰县,这只是第一笔。”年轻的柜员心里咯噔一下——二老外表清贫,一身迷彩加解放鞋,与巨额存款毫不相称。几分钟后,警车闪着灯赶来。核查结果却让所有人倒吸冷气:马旭,离休大校,解放勋章、抗美援朝纪念章获得者,空降兵创史名单里唯一的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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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旭的故事,要从一九三三年的黑龙江木兰县说起。那时正是伪满洲国的铁蹄年代,家乡的河滩荒芜,饥饿和恐惧像霜一样罩在村子上。四岁那年,她失去父亲,母亲靠说书撑起一个家。花木兰替父从军、岳家军抗金,这些故事被反复讲述,在女童心里烙下忠勇与报国的符号。
1946年春,苏军撤离后,人民解放军进入木兰县。枪声停了,孩子们第一次在课堂里大声说汉语。次年,十四岁的马旭听说部队招新,扔下苞米棒子就跑回家:想去当兵。母亲开始死活不允,村里长辈却劝道:“解放军来了,咱才有饭吃,娃有出息。”母亲沉默半晌,只说一句:“进了队伍,活着回来。”那一晚,炕头的油灯亮到深夜。
半年军政大学培训结束,马旭被编入第四野战军卫生队。淮海战役,枪声震耳,她背着担架钻进炮火,把遍体鳞伤的战士拖回地垄沟;平津会战南口一线,弹雨给她留下三道疤。有人问值不值,她脱口而出:“那是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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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冬,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上甘岭四十三昼夜弹痕累累,她在火线挖战壕,也挖伤员。“哪怕只剩一口气,也要把他们带回去。”战友黄继光穿插牺牲那一刻,她跪在地上,泪水混泥污。战后,胸前多了朝鲜三等功勋章,她不过二十岁。
硝烟渐散,1954年她被送往第一军医大学深造。毕业分配到武汉军区总医院,本可相夫教子,却被空降兵的调令改变轨迹。那时我国伞兵刚起步,女兵稀缺,更没人相信瘦小的马旭能跳伞。体检不过关,她硬是连夜刻苦,背砂袋深蹲,自己在营房后挖沙坑练滚翻。半年后,她在申请书上写下血字:“军医不跳伞,怎救落地负伤的兵?”最终以三次完美演示打动师首,1962年登机首跳成功,此后累计跳伞一百四十余次,成为空降兵史上纪录保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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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八十年代,马旭和颜学庸离休,仍把心思放在部队。俩人钻进实验室,攻克“空气护踝”“高原供氧背心”,把扭伤率降到零。香港商人高价求购专利,马旭只淡淡回应:“这东西属于军队,谈钱没意思。”几十篇学术论文,数十项专利费,让他们悄悄攒下一千多万。然而老两口仍住在武汉干休所一线旧院:三十平米砖屋,两张木板床,满墙发黄的资料。
对他们来说,金钱不过是工具。马旭常念叨木兰河畔的孩子们:“读书要亮灯,可家里买不起台灯,多心酸。”于是便有了那天的银行风波。警方确认捐款合法后,记者追问:“为何整千万都给家乡?”老人笑得豁达:“那儿缺的不是一两口井,而是源头活水。”
这笔钱后来建成木兰县首座现代化图书馆,其余成立教育基金,专供寒门学子奖学金。截至2023年,已有近千名乡村学生由此跨进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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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旭与颜学庸不爱抒怀,人们替他们总结时常用“可敬”与“可亲”。有人问养老费从哪来,老人拍拍那身旧军装:“国家养我们,绰绰有余。”他们的病例本上写满了几十年免费义诊的记录,院子里那口老水缸里,却总是挤着邻居送来的蔬菜和鸡蛋。
从炮火纷飞的淮海、上甘岭,到蓝天之上的伞花,再到实验室里闪烁的冷光,一条清晰的时间轴勾连着马旭的选择:在最需要的地方出现,把生命、才智、财产一并交给国家。85岁那天,她用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起跳”,让木兰河畔的孩子看到另一种高处——知识的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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