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7日凌晨,延安枣园灯火未熄,作战会议刚散,毛岸英捧着电报匆匆穿过院落。“东北急需得力干部。”一句话,让许多人的命运被迅速改写,赵承金便是其中之一。原本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效力的他并不在首批东进花名册,却因吕正操一句“老赵熟门熟路,缺不了他”而被临时增补。就这样,一位旧东北军出身的团长级军官踏上了新的征程。
到沈阳没多久,卫戍区成立,他被任命为副司令兼一个旅的旅长,同时揣着另一张“隐形任命书”——统战专员。说白了,就是去联系旧部、做思想工作。城里的牌坊胡同里头,三五成群的旧军官被他悄悄请进茶楼,听他分析形势,顺带念一遍“优待政策”。事情看似顺畅,却因局势急转而按下暂停键。
1946年春,国民党主力逼近,沈阳守不住了。邓华命他随大部转向辽西,他却摇头:“辽南空当太大,如不插旗,以后就难立足。”上级权衡后,同意他去辽南单干。这一决定,令他错失了辽西纵队序列的编制,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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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南成了乱麻一团。剿匪、建政、扩军,三摊活压在赵承金肩头。当地“辽南一分区”挂牌,他是司令。土匪熟地形、有人脉,战术刁钻,常常夜袭后卷铺盖就跑,仗打得比正面战场更艰苦。半年下来,他把三百余散兵游勇编整成两千多人的地方武装,总算站稳脚跟。
刚喘口气,新的调令又到:去黑龙江军区任副司令,协助叶长庚。与前线相比,黑龙江似乎安全,其实暗流更深。白山黑水之间,残匪与日伪余部勾连,破坏交通、掠夺粮食。叶、赵二人分工明确——叶长庚稳后勤、管民政,赵承金主攻剿匪。可兵力有限,围山打援总是慢半拍,战果并不理想。
不久,洪学智带着一个精锐团空降哈尔滨,“咱们分头来,你们清外围,我打正面。”他拍拍赵承金肩膀,如此布阵。三个月后,匪患被彻底拔除。黑土地的静夜归来,赵承金却迎来平级外调,赴嫩江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表面上无升无降,暗里却是远离核心战场。
1948年9月,锦州方向炮声隆隆,辽沈大战一触即发。沈阳指挥部忽电召他:“组织准备把你放到170师当师长,训练后方补充兵,能胜任吗?”他答得干脆:“服从命令。”彼时,他是军区副司令级,而师长只是师职,算一次明显降格。有人为他鸣不平,他只是笑笑,“打赢了仗,比什么官都硬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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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师驻吉林梅河口,任务单一却繁重——把各地抽来的新兵三个月炼成能上战场的正规兵。严冬零下三十度,他陪战士打靶、练投弹,手上冻疮反复溃烂。辽沈战役胜利后,170师顺利补充前线,赵承金又被调往关内。新中国成立,辽宁划省立区,他先是辽西军区副司令,随即在1953年接受组织安排,转任热河省军区司令。
这是他仕途中一次短暂“回升”。然而,热河省建制只存在到1955年就撤销,相关部队并入辽宁、内蒙古等军区。赵承金从“司令”再次变为辽宁省军区第一副司令。这第二次“降职”看似无奈,实则与身体状况也有关。长年征战,旧伤一起发作,胃病、风湿交织,常需静养。
1957年春,沈阳军区作息紧张,他却每日坐在办公室批文件,偶尔咳得桌角乱颤。一次内部会上,司令贺庆积望着他:“老赵,歇歇吧,我们顶着。”他淡淡答:“枪一响,还是我上。”虽如此,组织最终决定让他提前离休,时年五十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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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冬,他回到关中老家,带走的行李只有几件旧军装和一本《东北抗联斗争史》手稿。“这也好,给年轻人腾位置,我守着炕头琢磨写点经历。”他在院子里对儿子说道。
此后十余年里,赵承金笔耕不辍,把东北剿匪、扩军、训练的细节一一记下。稿子多次补充修改,却因病未能定稿。1967年,他病逝西安,终年六十四岁。去世那天,昔日部下专程赶来,黑布挽联写着:“两度放下将星,一生无愧战旗。”
回顾他的履历,官衔升降里折射的是一位老兵的坚守:需要时顶上,完事后悄然退下,不以得失为念。辽南的冷枪,黑龙江的深林,梅河口的滩地,都留下过他窜上前线的身影。职位或升或降,留下一地硝烟平息;至于功名,他向来拿得起也放得下,这便是赵承金最后选择离休的真正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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