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评剧四大花旦之一，11岁被卖，养父母逼她接客，21岁香消玉殒

1939年初冬，津城谣曲铺子的留声机里忽然断了声，老板抬头望着门外的寒风，自言自语：“可惜了，这嗓子没了。”他指的，正是几天前病逝、年仅二十一岁的评剧名旦爱莲君。要说解放前的天津，茶楼戏院林立，可真正能让票友们掏腰包追着听的女角儿并不多，而她便是其中的翘楚。可谁也没想到，这位台上顾盼生辉的花旦会以如此凄惨的方式收场。

时间拨回到1918年阴历十月的一个夜晚，天津卫南市的破旧胡同里，赵家迎来了第五个孩子。穷，像冬天的北风，无孔不入。父亲靠捡破烂换来的几枚铜元，扛不起一家七口的米面。母亲产后虚弱，还得张罗孩子们的口粮。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耗着，直到1929年，一场春荒把这家人逼上绝路，赵家的长辈做出了“卖女求生”的决定。

在码头边的买卖市场，十一岁的赵久英被摆在竹筐旁。她身形瘦小，却生得眉眼分明，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透着灵气。买主是一对四十来岁的夫妇，开价十块大洋。钱到手的那一刻，母亲哭得昏过去，可交易已成定局。谁都没想到，这对夫妻是靠“养小”做暗娼营生的主儿。

据当年同行回忆，这段子里有个插曲。女孩初到新家，拼命抵抗。一次月夜，她跪在院中，被后母呼喝起来：“哭什么！天生就是卖命的！”女孩却连磕三个头，只说一句：“让我学戏，将来定给你们挣大钱！”这一番话让那对夫妻动了心——天津当时评剧正兴，唱红的旦角子日进斗金，比拉皮条还快，于是他们把孩子托给名噪一时的莲花落艺人赵月楼教导。

1930年秋天，十二岁的赵久英改名“爱莲君”，随师傅住进三岔口的小院。赵月楼眼光老辣，见她嗓子清亮，扮相俏，紧着教她《花为媒》《鲤鱼精》这些拿手戏。白天吊嗓子、练把子，夜里挑灯背词，常把嗓子喊哑了又含着川贝继续练。有一次她悄悄跟同门说：“不学成，我就完了。”一句话，道尽后路已断的悲凉。

1932年春，十四岁的爱莲君首次亮相劝业场“同乐社”。一曲《报花名》甩袖回身，台下掌声雷动，茶馆老板当即排满了她一个月的档期。短短两年，她名声已追上刘翠霞、花月仙，被戏迷与白玉霜并称“评剧四大花旦”。票价水涨船高，台上梅香扑鼻，台下却暗流汹涌。

有意思的是，爱莲君以为唱红了就能摆脱命运。她曾把头扎进师父门框：“师父，红了，可不可以不回那个家？”师父摇头：“孩子，没你说的算。”所谓养父母，看重的是钱口：白天唱戏能挣戏金，夜里接客更快得现银。于是名伶的招牌被挂在窄巷深处，灯笼一亮，客人络绎。她的抵抗不过换来更严密的看管。

年华流转，很快到婚嫁年龄。她与一位爱看戏的书生暗生情愫，两人隔着后台门低声絮语。被后母逮个正着，那女人挥手就给了书生两耳光，喝道：“滚！戏子能嫁人？赔你老命？”书生狼狈而去，女孩被锁进屋子。自此，她的笑容像被掐断。演出时常出错，偶尔干唱走调，观众也听得出那股子疲惫。

养母见她日渐憔悴，竟塞来鸦片：“抽两口精神点儿，耽误了戏，可别怪我。”毒烟入喉，暂时可以止痛，瘾头一过，身子却更虚。演出频率没降，夜里“接客”照旧。久而久之，肺病、干血痨一并找上门。1938年秋，她在劝业场演《死后明白》演到“魂归天堂”一句，眼前一黑，扑倒在舞台中央。台下人以为是表演，掌声雷动，直到锣鼓停了才意识到不对。

一群人将她匆匆抬回住处。那间阴暗的小楼，窗纸裂着缝，北风灌得灯火摇摇。她躺了三个月，头发一把把掉，胸膛起伏越来越浅。徒弟小贞守在床边，听她轻声喃喃：“我想穿那件粉红缎子衣。”那是她演《苏三起解》用的行头，衣服上绣着并蒂莲，她说：“苏三出了大狱，我却出不去。”

1939年1月的一个黎明，爱莲君咽下最后一口气。养父母忙着张罗后事，其实心里盘算的是，招牌没了，还能不能再买个小孩顶上。戏院门前，贴着讣告：“本团花旦爱莲君，年二十一，病逝。追悼会定于初八。”戏迷们扶老携幼赶去，看一眼遗像，低声议论：“这么好的嗓子，说没就没了。”

在评剧圈里，她的死激起不小的波澜。有人感叹徒劳无力，有人则思索制度之弊。那几年，梨园子弟多出身草莽，受人盘剥成常态。白玉霜得势后也曾被东家逼签“卖身契”，好在她家底略丰，赎身脱离；同为“四大花旦”的新凤霞年轻时亦吃尽苦头，直到1951年新中国的文化改革，她们的艺术生命才真正和尊严连在一起。遗憾的是，爱莲君没熬到那一天。

天津旧影留存下一串数据——1936年到1938年间，13家乐院全年安排评剧约四千五百场，其中近三成写着“爱莲君专场”。若把门票、点戏、堂会合算，粗略估计，她一年替东家净赚两万大洋，相当于普通工人百余年的薪金。巨额收入并没给她带来哪怕一分尊重，反而成了压迫的镣铐。

回头看她短促的一生，两条河流交汇：一条叫贫穷，一条叫欲望。贫穷让父母失手割舍女儿，欲望在养父母身上演成贪婪。她能唱会跳，却终究无法主宰舞台之外的命运。若非出身所限，凭那副天赋，她或可在1950年代同白玉霜、爱仁海并肩，在人民剧场的大幕下亮相；若能享到新政权对戏曲艺人的保护，也许会有更长舞台生涯。历史没有如果，她的故事只剩一纸讣告与几张泛黄剧照。

天津文史馆里，至今保存着一盘《秦香莲》的蜡盘录音，噼啪声里隐约传来她的“我本寒门出若芦”，清亮又带些哀怨。研究者在注解中写道：嗓音质地近似“银瓶乍破”，但转腔处分寸自若，可见当年的勤学苦练。更难得的是，她的表演吸收了京剧旦角程式，眼神凌厉，水袖翻飞，不少后辈至今仍在模仿。

1949年后，评剧团体改制，艺人摆脱旧势力束缚。老票友提起爱莲君，总要叹一句：“她要是还能站上新中国的舞台，前程不知有多远。”梅兰芳先生北上演出时，也曾在座谈里点到她的名字，说那是一支“早谢的海棠”。短短八个字，道尽行业惋惜。

在风云激荡的年代里，个人命运往往身不由己。爱莲君的故事，不过是滔滔人潮里一朵微不足道的浪花，却折射出彼时梨园的暗影：一边是观众的掌声与繁华，一边是后台的锁链与泪水。她用尽毕生力气，只为了换来一丝舞台辉光，终究未能走出命运的篱笆。

她去了，留下的只有戏迷口耳相传的唱段。若途经天津旧戏楼，偶尔还能看到褪色的墨迹：爱莲君，本名赵久英——这串字像一支旷世清音，回荡在历史的幕布之后，不肯散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