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学智回忆：朝鲜停战谈判，范弗里特曾求我军寻找他被击落的儿子

1953年春末，板门店的夜色还带着寒意。灯下，志愿军代表团的翻译忽然被美方同席轻声拉住，“能否代我向贵方打听一名飞行员的下落？”这位开口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新任“联合国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詹姆斯·A·范弗里特。谈判桌上硝烟未散，私下里却传来这样一句带着恳求的低语，令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追溯这段曲折的插曲，得从1951年7月10日说起。那天，中朝代表与“联合国军”首次在开城会面，仗打着，嘴也没闲着，朝鲜战场进入“边打边谈”的新阶段。美国人原指望靠空中打击扳回地面战场不顺的颓势，李奇微提出“空中绞杀”——要用飞机和炸弹把鸭绿江以北的运输线一寸寸勒紧。接手第八集团军不过数月的范弗里特对此拍案叫好，亲自拟了增兵空军与夜航轰炸方案，信心满满。

然而，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后勤曾一度陷入几乎断炊的境地，白天行车必挨炸，夜里摸黑又险象环生。洪学智临危受命，于1951年5月19日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几天几夜没合眼，先把铁路、汽车、民夫三条运输线分段统筹，又把炮兵、铁道兵、铁道游击队、空军战斗机联动调度，终于让物资流动好似血液般重新涌动。到1952年初，前线部队已经能在防空洞里包饺子了，美机投下的炸弹却常常落在空处。

美军不服气，调高空炸、低空扫、夜间骚的节奏。1952年4月4日凌晨三点，沙里院的夜空被轰鸣惊醒，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一九师高炮营三班在哨兵的枪响警报中跃起。排长王兴民钻进炮位，手一压，“打！”八发高爆弹撕开黑幕，一架B-26“入夜客”被瞬间咬住，火球拖尾坠向山谷。搜救分队天刚亮就赶到现场，找到的只有扭曲的发动机和烧焦的襟翼，机组成员却踪迹全无。

这事在四十军战报里只排普通一笔。可一年多后，在停战谈判桌旁，范弗里特忽然提出：他的独子詹姆斯·范弗里特二世，去年春天夜炸物开里失联，座机正是一架B-26，“贵军是否见过异常的俘虏或遗骸？”短短一句，却把现场气氛拉向了另一种沉重。志愿军方面虽未必相信对方的“人道考量”毫无杂念，却依旧按国际法行事，迅速启动调查。

几天内，从军隶、后勤、卫生、空军高炮等多个系统抽调人员，沿着物开里到沙里院一线排查，调阅击落记录、归档信号电码、负伤日志，乃至让民兵到附近山沟再搜遗骸。结果是：1952年四月确有B-26被击落、当即爆炸，八名机组没有弹射迹象，燃油与航弹同爆，现场温度高到足以熔化铝合金，飞机及尸体基本灰飞烟灭。报告递到了谈判桌，美方代表沉默良久，最终无言以对。

事件至此，似乎可以画上句号，可人们不禁要问：范弗里特为何将前程看好的儿子送上险境？当年美军将帅子弟上战场并非罕见，艾森豪威尔的长子就曾在第三师，但他更多是在相对后方的指挥岗位，不轻易触碰锋刃。范弗里特出身穷苦，靠西点军校改写命运，一路打到五星上将布莱德利的助手，自负又耿直，对孩子也寄予厚望。小范弗里特成绩平平，靠父亲引荐才得以免试入学，后被空军选作飞行员，颇想以战功洗去“靠爸”的阴影。这种愿望，范弗里特看在眼里，纵使心疼，也没拦得住。

1952年3月18日，范弗里特六十岁，小范弗里特专程率机组飞到第八集团军司令部给父亲庆生。合影里，他笑得格外灿烂，手还搭在父亲肩头。十六天后，命运却在朝鲜的夜空里按下了终止键。群山基地的跑道上，B-26轰鸣起飞，目标指向物开里补给线。当晚中文电台已经预警“敌机一批进入我后方上空”，志愿军高炮链条严阵以待。战斗结局，双方却要等到停战谈判，才将零碎信息拼凑完整。

洪学智在回忆录中写，这份调查报告递交后，范弗里特没有再追问。他在会场外侧身，低声挤出一句：“Thank you for your effort.”随行翻译只回了一句：“人间自有公理。”两人目光短暂交汇，像是互相承认了这战争的残酷，也就此封口。对话不过数秒，却比炮火更让人心酸。

有意思的是，同一时期，志愿军内部也时常讨论：若己方高级将领的孩子在前线牺牲，该如何安慰？答案往往是简单朴素的“革命需要”，可真到个人头上，却无一例外地疼。1950年末，时任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就曾写信嘱咐亲戚：“家中子弟若入伍，不得张扬。”一纸家书，道尽领兵者的无奈。

回到后勤保卫战。范弗里特力推的“空中绞杀”战略，为何没能勒住志愿军的咽喉？首先，朝鲜北部崎岖山地多，公路沿山谷蜿蜒，只要把汽车藏进山洞，半夜再出动，轰炸机的瞄准器形同虚设；其次，志愿军摸索出“枪声报警”“空中火网”等土法，兵贵神速，代价却不大。最关键的，是洪学智提出“分段保障线”——大件军资由火车运至鸭绿江北岸，再由汽车、畜力、人背接力，雷雨季节还临时修过几十条便道。试想一下，敌机破坏一小节铁路，后勤却能绕道翻山；美方自然愤怒，却始终无法彻底切断供血。甚至在1953年夏季反击战里，志愿军可以动用炮弹远远压制联合国军火力，反映的正是补给能力已非昔日可比。

值得一提的是，志愿军对空作战的学习曲线极快。1951年初，仅有的几门苏制37毫米高炮弹药不足，射击成绩平平；到1952年底，成建制的高炮师已能与米格-15协同，出现了“炮击一轮，歼击机补刀”的经典战术。四十军119师在“冷枪冷炮运动”里创下七落九伤的战绩，被军部点名表彰。没有这样的密织火网，就没有那个让范弗里特刻骨铭心的夜晚。

朝鲜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签字，战场沉寂下来。范弗里特在归国前，最后一次绕到谈判区后场，没有说什么，只在宾馆留下一张写着“I hope peace is worth the price”的字条；洪学智得知后，让参谋把之前那份搜寻报告交给了志愿军档案处封存。

多年以后，美国国会为朝鲜战争失踪人员立碑，小范弗里特的名字被刻在花岗岩上。资料再三核对，仍是“Missing in Action”。对面档案中，则留着那一页发黄的击落记录：1952年4月4日，高炮三班，八发，B-26一架，坠毁坐标北纬38度22分，东经126度55分，机组情况：未见伞花。冷冰冰的数字，却把父子情深钉在了历史里。

战争里没有绝对的赢家。范弗里特想用制空权改写战局，却把独子推向炮火；志愿军千方百计护住血肉补给线，也在代价中铸就胜利。洪学智晚年回忆这一幕，提笔停顿了很久，最后写下寥寥数语：“对手亦为人，也有骨肉亲情。战场无情，和平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