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北京饭店偶遇侯镜如，四目相对时，周恩来：我们有20年没见了

1946年1月的北平，风带着塞北的寒意从长安街尽头刮来。北京饭店西侧的转角处，一阵汽车喇叭声响起，周恩来推开车门，正要步入大堂，迎面而来的熟悉面孔让他愣了一下——北平警备司令侯镜如。两人对视片刻，周恩来轻轻一笑：“我们有二十年没见了。”侯镜如怔在那里，半晌才回过神来，这才有了他那句几乎脱口而出的“总算见着您了”。

实际上，把分别时间“放大”到二十年，只是周恩来的一句机智调侃。若真要细算，两人上一次在武汉秘密碰头离别，不过十来年。只是这十年里烽火连天，反复的合作、分离、误解与守望，把他们推到不同阵营，又在此刻奇异地交汇，这才显得恍若隔世。

回到那一天前后，北平正上演一场国际视线里的“和局试验”。1945年12月，马歇尔携美国的调停使命抵华，企图让国共握手言欢，组成“联合政府”。翌年元旦刚过，中共和国民党被迫坐回谈判桌，一纸《停战令》仓促出炉，三人军事小组和“军调部”随即南迁重庆、北上北平。挂着中、国、美三面旗帜的协和医院大楼，成了磋商战与和的临时指挥所。

周恩来率领董必武、叶剑英等人日夜穿梭于协和医院与北京饭店之间；侯镜如则要在北平这座“炮火缝隙里的首都”维持表面的安宁。两条轨迹终在酒店走廊交错，可并非偶然——黄埔一期同窗的缘分早已把两人的命运栓到一起。

若把时间拨回到1924年春，广州东校场尘土飞扬，黄埔军校第一期新生正在检录。负责面试的正是担任国民党代宣传部长的毛泽东，他的名单里赫然写着“侯镜如”三个字——河南人，毕业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教育学、心理学成绩优异。毛泽东口气和煦地问：“愿不愿意去当一名革命军官？”侯镜如挺胸回答：“愿意！”这一声回应，也把他推向了波涛汹涌的大潮。

在黄埔，侯镜如结识了周恩来、刘志丹、周逸群，晚上常被拉去听党课。周恩来谈到“救国之道在于组织千千万万普通人”，侯镜如听得入迷，很快也参加了秘密学习。两人最默契的一次合作是在1926年的潮州西湖笔架山上，侯镜如在夜色中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鲜花，也无誓词牌匾，一盏昏暗的马灯、几句掷地有声的誓言，便让这段友谊定了基调——雁同阵，心同向。

然而，“中山舰事件”后，风云突变。蒋介石清党，数百名跨党籍学员被捕。侯镜如虽然因入党时间短，逃过明面清算，却被迫进入隐忍潜伏的长夜。1927年春，他奉命赴沪，参与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四一二”枪声响起时，他右胸中弹，夜色中强忍剧痛转进武汉。随即又赶赴南昌、汕头、香港——一连串红色光点，连接成一条狼烟四起的曲折航线。

“九·一八”后的上海更危险。顾顺章叛变，联络线全部中断。侯镜如在《时事新报》上登暗号广告，苦等回音却始终没等来消息，只好凭着经验自寻出路。其间，他在国民党军队里沉浮，先是在吉鸿昌部辅政，复又被推入河南地方武装。表面上已是“蒋委员长的人”，内里却依旧打着与党接头的主意。

抗战全面爆发后，侯镜如以第92军副师长、中将军长的身份驰援武汉、南昌，手上实验性的机械化部队屡屡抢先机，颇受南京当局器重。可每当夜深人静，他仍惦念早年在潮州山间的誓言。只是重重封锁下，他与组织的“失联”拖了一十余年——这段特殊经历，也让后人对他的红白身份争论不休。

1945年抗战胜利，国共双方都忙于接收敌伪。侯镜如被任命为北平警备司令，手握重兵。正因如此，他得以近距离目睹马歇尔调停的全过程，也因此在北京饭店遇见了西装革履、却整夜批文件的周恩来。那声“二十年”既是玩笑，更是暗号：过去有再多波折，革命友谊犹在。

随后，周恩来托人把陈赓悄悄带到北京饭店。深夜，灯光昏黄，两位老同学促膝而谈，一直谈到了凌晨。史料记下的只是一句空洞的“商讨要事”，真正的内容留在他们胸中——几个月后侯镜如今赴冀东“支援前线”却故意按兵不动，给了林彪最宝贵的时间；再往后，他把天津防线图暗递解放军，攻城那夜夜色与炮火交织，一侧防线悄然失守，10万守军被一夕撕裂，许多部队干脆举旗投诚。

1949年8月，在福州海滩，海风烈烈，侯镜如向部下宣读起义通电——一笔辛辣的讽刺：昔日北伐“国军忠臣”，如今却成了蒋介石口中的“叛徒”。内战结束，他被安排去香港做统战联络，直到1952年夏天才回到北京，出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自此，他遵从周恩来的嘱托，“把脑袋留在革命年代留下的坑里，往前走”。

1994年深秋，92岁的侯镜如病逝于北京。床头柜上摆着一帧旧照：黄埔军校合影中，他与周恩来肩并肩，英气勃发。那一刻的青葱与正义，似乎从未远去。

纵观侯镜如的一生，可见黄埔系之复杂。有人忠蒋，有人起义，有人左右逢源，他却在漫长的黑暗里以“失联者”的方式坚守初衷。周恩来在北京饭店的那声“二十年”，像一道暗含深意的闪电，一瞬照亮他们共同走过的隐秘隧道，也宣告了迷失者的归队、昔日誓言的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