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末,庐山脚下的气温依旧灼人。会场外,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在树荫里同几名干部低声交谈。几句话里,他再次提醒身边人:夸大亩产、乱砍山林炼钢,终归是“口号热、肚皮空”。这番直言很快传进少数激进者耳中,也为刘培善此后十年的沉浮埋下了暗线。
往前追二十七年,1931年冬,年仅十五岁的刘培善在江西瑞金第一次摸到枪。两年后,他随留守苏区部队转入游击战,苍茫山野里,少年在枪火中迅速长成。抗战爆发后,他担任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二团副团长,与王必成一东一西地夹击日军运输线。苏南的竹林河汊间,三个月连赢六仗,把溃退的侵略者逼得放弃夜行。
1943年春,部队抽调干部赴延安党校。刘培善背着半旧行囊,坐卡车一路颠簸到宝塔山下。开学典礼那天,毛主席在窑洞门口握住他的手,笑着说:“苏南的仗打得漂亮。”十几个字,让这位久经沙场的政委红了眼眶。
抗战胜利后,内战骤起。刘培善被任命为华中野战军七纵政委。泰州、莱芜、淮海,他与粟裕、张震并肩,长江以北电台里频繁出现“七纵”呼号。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军从浦东登陆,轰击吴淞口炮声如雷。上海光复的当天,三十一岁的刘培善站在外白渡桥,望着旗帜在晨雾中升起。
建国后,刘培善留在闽东,负责训练与备战。1955年9月,一颗银色中将星授于他的胸前。领奖台下,福建沿海民兵代表鼓掌最热烈,因为这位政委常住前线,与他们同吃番薯干。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将军区储备粮拆封一点一点发给灾区。有人私下提醒他别“触霉头”,他却摆摆手:“饿肚子的老百姓顾不上听大道理。”
1962年1月,蒋介石在台北叫嚣“中秋登黄鹤楼”。中央连夜商讨东南海防。会上,刘培善报告福州军区战备:“舟桥、暗堡、民兵三线已准备到位,敢保阵地不失。”毛主席抬头问:“信心有多大?”刘培善挺直腰板:“来一个,打一个;来一群,埋一片。”会场一阵轻咳,有参谋偷偷竖起大拇指。
然而,政治风向骤变。1966年下半年,福州街头出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标语。刘培善劝学生别动武:“文斗行,武斗误国。”可惜劝说无果,他干脆将几名被围攻的老同志接到家中避险。因此触怒了极左头面人物。1967年冬夜,他被贴上“调子阴暗”的标签,公审会灯光雪亮,指责声此起彼伏。他每被问一句,仍然只答“遵守党纪国法”六个字。
1968年7月,北京方面下达“学习班”通知。列车进京那天,他带着半包福州茉莉花茶,还想着请在京病中的老战友叶飞尝尝家乡味。不料一下站台便被接往郊区工厂,通行证、日记本统统被收走。连续数日的“提问”夹杂辱骂、通宵站立。有人以家属安危相胁,刘培善沉默良久,只留下短短一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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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凌晨,监管人发现工业锅炉房门虚掩,蒸汽雾气缭绕。铁梁下吊着一条暗色腰带,刘培善静静垂立。身旁的值班工人吓得打翻煤铲。噩耗当晚传至中南海。文件上标注:开国中将自缢。毛主席阅后批示:“不给出路,逼迫自杀。”短短十个字,成为案件初步结论,也令相关负责人陷入惶恐。
但彼时风高浪急,批示虽有,真相仍被层层掩盖。刘培善遗体草草火化,骨灰封存于暗室,家书和立功证章无一归还。直到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平反冤假错案,审查组重启卷宗,翻出当年毛主席的手批。结论最终改为:因长期遭受迫害,被逼自杀。次年清明,雨花台烈士陵园迎来一批福州老兵,他们在二号墓室前默站一整天,手里握着三十年前从战场带回的弹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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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刘培善去世十年后,福州一位老人寄来破旧笔记本,封皮写着“公社见闻”。里头夹的那张便笺,记录了1958年他反对浮夸的原始发言稿,十几行小字,字迹刚劲,却因匆忙而墨迹斑驳。研究者据此推断,他对实事求是的坚持始终未改。
试想一下,如果那年夏天的意见被充分采纳,多少基层错误或可避免。但历史无法假设,它只留下一行行档案和一段段记忆。刘培善在人生最后几日仍反复嘱咐看守:“别难为随行警卫,他们是好孩子。”言尽至此,可见其性情。
今天行走于雨花台,仍能看见刻有“刘培善烈士”五字的灰青色石碑。碑后高大的雪松,正是从福建运来的树种。风吹过针叶,沙沙作响,像极了东南海岸的涛声,给这位终生奔波的老兵,送上一曲迟来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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