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飞在长征路上离奇死亡，50年后金沙县揭露：被人下死手毒害的

1935年春天的乌江北岸，夜色压在山岭上，风一阵紧过一阵。一个衣衫单薄、脚步有些踉跄的红军干部，摸索着向前走，停在一户山民门口轻轻叩门：“同志，打扰一下，想问个路。”他不知道，自己即将跨入的，不是普通的农家院，而是一条绝路。

这名干部，正是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钱壮飞。那一夜的遭遇，几十年里始终沉在山谷里，无人知晓。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贵州金沙县的调查材料，才一点一点把真相翻了出来：这位曾在上海风雨之夜挽救党中央于生死边缘的特工英雄，并不是简单“失踪”，而是死于一双贪婪而无知的手。

一、从“胡广奇”到“三人小组”

回到更早一些的时间，才能看清这条命运轨迹是怎样被推向悬崖的。1931年4月下旬的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里，电报机“嗒嗒”作响，一份从武汉发来的密电被译出，大意是：重要对象顾顺章已被捕并自首，掌握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住处，三日可全部肃清。

看过电文的人，背脊发凉。翻译电报的，正是潜伏在调查科里的机要秘书——钱壮飞。要弄明白这份电报的分量，得先提到另一个人：顾顺章。

顾顺章，原是中共中央情报工作负责人之一。早年在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厂里当工头，平时爱舞刀弄棒，出入戏园武场，不少人只知道他“能打”，不知道他有另一层身份。他曾用“胡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公开表演杂技，还在工潮汹涌的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加入工人斗争队伍，被上海总工会注意到并加以培养。

1926年，他受中共中央派遣，与陈赓一道赴苏联，专门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年在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他担任纠察队长，算得上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一拨人。后来周恩来着手创建中央特科，顾顺章参与筹备，出任行动科长，一时间风头很劲。

叛变之前，顾顺章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熟知组织机密，尤其了解中央特科的骨干力量——其中就包括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的“三人小组”。这样的身份，一旦“自首”，后果可想而知。

这边顾顺章在汉口落网后转身投敌，那边在南京的特务头目徐恩曾，还不知道这枚“棋子”已经翻面。徐恩曾出身优越，家境殷实，人却不怎么把精力放在具体工作上，更热衷吃喝应酬、招权纳势，于是干脆把许多要紧事务交给机要秘书去办。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29年年底，钱壮飞受党组织派遣，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凭借谨慎稳重的作风，很快取得徐恩曾信任，成为最贴身的“机要人员”。从表面看，他不过是个替长官跑腿整理文件、翻译电报的秘书；可在地下战线的角度，他掌握的，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心脉。

有意思的是，徐恩曾为了扩充特务队伍，曾专门交代钱壮飞，让他物色合适人选。这个机会，对中共中央特科来说，价值难以估量。经由秘密联络，钱壮飞及时将情况报告给李克农，由李克农向中央特科作了详细汇报。

当时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特科，认真研究了这一新局面。鉴于钱壮飞已打入要害部门，并获得徐恩曾充分信任，完全具备进一步拓展工作的条件，遂作出一个关键决定：批准利用徐恩曾“要人”的机会，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共同潜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从事长期隐蔽斗争。

为便于统一领导，特科决定三人组成一个党小组，直属中央特科，由李克农任组长。就这样，这支极其精干的小组，站到了情报战的最前沿。

二、截住一份电报，救下一座机关

时间推到1931年4月25日前后，风暴来得很突然。

顾顺章在汉口被捕，旋即叛变，很快就向国民党方面交代出大量党内机密。他曾在中央特科担任要职，了解上海中央机关的秘密住址，知道中央领导人的活动规律，也很清楚地下交通、联络方式，只要他张口，敌人就能顺藤摸瓜，直插上海的心脏地带。

不久，这些情报以密电形式，由武汉发往南京，再转向上海。那天，徐恩曾不在机关，大概又忙于交际应酬去了，电报自然落在机要秘书手里。

电报一译完，纸面上寥寥数行，却如同一把刀悬在头顶——“三日之内肃清上海共产党机关”。钱壮飞盯着电文，心里极为清楚：一旦这份情报按常规程序处理，立刻会被转发到负责上海行动的特务机构，大规模搜捕就在眼前。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中央领导人，很可能在短时间内被一网打尽。

时局不等人。情报工作出身的人都明白，有时候多拖一刻钟，局面就会翻个个。钱壮飞当机立断，没有走任何“请示—批示”的表面流程，而是悄然将这份密电“截流”，并迅速设法送出。

当天夜里，他联系上了在上海的亲属刘杞夫。两人短促地说了几句，几乎没有寒暄。“这件事，十万火急。”钱壮飞反复叮嘱，又亲自驾车把刘杞夫送到火车站，务求把情报尽快送达上海中共中央特科。

试想一下，当时的上海，表面上灯红酒绿，实则暗线交织。一旦敌人按电报所说的节奏行动，中央领导人和机关的处境有多危险，不难想象。正因为这一份被截下的电报很快送到周恩来等人手里，中央机关以及大批党的干部，才能在最紧要的关头迅速转移，躲过一场几乎可以毁灭整个中央领导层的灾难。

毛泽东后来评价这件事时，曾明确提到李克农、钱壮飞等人的功劳，说得很直接：如果没有他们，当时中央许多同志，包括周恩来在内，很可能已经不在了。评价不算多，却分量极重。

顾顺章叛变后不久，国民党特务机关才意识到内部有问题。徐恩曾发现重要电报“迟迟不到位”，又查知钱壮飞行迹异常，立即下令在上海各站口布置军警、便衣，准备拦截这名可疑人物。

那一天，上海火车站的月台上站满了军警特务，眼睛紧盯着每节车厢的出入口。照计划，只要那位戴礼帽、穿长袍、戴茶色眼镜的机要秘书出现在站台，一定跑不了。

列车拉着长长的汽笛冲进车站，气浪卷着蒸气四散开去。军警分头涌向车厢门口，一边大声喝问，一边检查旅客证件，忙乱了好一阵，却始终没找到目标。许多参与这次行动的人，恐怕都想不明白，明明掌握了线路和时间，人怎么就“不见了”。

事实是，钱壮飞早就猜到这一手。当列车尚未抵达上海，他就提前在真如车站下车，再雇一辆出租汽车，塞给司机一叠钞票，只说一句：“快。”汽车当即加速，沿着并不引人注意的小道，绕开车站外围的包围圈，驶向安全的联络点。

此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钱壮飞秘密撤离，转往中央苏区。他换下了在南京的身份和装束，却没有从危险位置上真正“退下去”，只不过从白色衬衫回到灰色军衣，从办公室走进山林战场。

三、长征路上的隐蔽身影

到了1934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出发，踏上后来被称为“长征”的征途。在这种全线机动、敌人重兵堵截的环境里，情报工作依旧是生死攸关的一环。

此时的钱壮飞，已经是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同时在红军总政治部担任副秘书长。表面上看，他不是拿枪冲锋在前线的指挥员，但他手里掌握的敌情资料，却直接关系到整支红军的行动方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需要极高心理素质的岗位，每一份情报都可能牵动千军万马的命运。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面对的情况极为复杂，国民党军队采用“围追堵截”的办法，在各条线路上设防。为了摸清敌军兵力部署、后勤供应和机动意图，军委情报部门昼夜不停地工作。钱壮飞身患疾病，身体本就不算强壮，在长时间行军、翻山渡河中愈发吃力，但他依然坚持跟着部队前进，一边处理情报，一边绘制敌军行动图表。

资料显示，在四渡赤水前后，他和同事们根据截获、侦听到的情报，对川滇黔一带的敌情进行了反复梳理，用图表的方式呈报给中革军委。这样一来，毛泽东等人可以更加直观地把握敌人兵力的空隙，巧妙利用地形，反复穿插。四渡赤水之所以能迷惑对手，与这种看似枯燥却极关键的情报准备密不可分。

1935年3月22日，中央红军各军团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成功摆脱了部分追击之敌。但敌人并未就此罢休，仍在川南、黔北地区布置重兵，企图堵住红军向西、向南的去路。为进一步扰乱敌军判断，中革军委决定在之后的行动中做一番“文章”。

1935年3月28日，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审时度势，作出重要决定：留下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活动，伪装成红军主力，以一系列虚实结合的动作牵制敌军；而中央红军大部队则迅速南渡乌江，力图把敌军甩在身后，再谋西进云南，经金沙江上游地区进入川西。

这个安排，说起来不过寥寥数句，在实际操作上却异常复杂。红九军团要表现出“主力还在北岸”的假象，就必须频繁变换位置，与敌人拉扯周旋；而军委纵队及中央机关要迅速南渡，又受制于乌江两岸地形险峻、渡口有限、人马众多等实际困难。在这样的关口，情报部门仍需维持运转，随时为军委提供各方面的敌情变化。

钱壮飞此时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长时间行军、加上疾病折磨，使他时常陷入极度疲惫之中。不过按当时同事们的回忆，他仍旧坚持工作，经常彻夜不眠，校对情报、整理图表。对于这样一位曾在上海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中出奇制胜的人来说，长征路上这种日夜不停的操劳，是另一个形式的“隐蔽战线”。

1935年4月1日，中央红军大部分队伍南渡乌江后，在西峰、流长一带集结。就在此时，人们突然发现：负责军委情报工作的副局长钱壮飞，不见了。

在那样一个节骨眼上，队伍正处于战略转移的关键阶段，部队要迅速机动，不能长时间停留。周恩来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派出部队沿路搜索，希望尽快找到这位重要干部。搜索持续了两天，却没有任何结果。既没有找到人，也没找到可靠的目击线索，一切像是被雾气遮住。

多年来，关于他在乌江北岸“失踪”的说法，曾在不少回忆录和地方讲述中出现。但在当时的红军指挥机构内，对他的具体下落，确实没有明确掌握。战事紧迫，红军主力随即继续西进，而关于钱壮飞的消息，停留在那句模糊的“失去联系”上。

四、梯子岩的夜路与迟到的真相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地方党史、民政部门的工作逐步展开，各地开始系统搜集红军长征途中的遗迹和烈士情况。一些被埋在山林深处的故事，这时才有机会重见天日。

贵州金沙县地处乌江上游北岸，山势陡峭，沟壑纵横。梯子岩一带，崖壁如刀削，林木密布，是长征时红军经过的区域之一。当地群众口口相传，早年间曾有一名红军干部在附近牺牲，被就地掩埋，后来立过一块“红军烈士之墓”的碑石，但烈士姓名，一直说不清。

随着调查深入，有关那位“无名红军”的细节一点点浮现出来，线索逐渐指向1935年春天的某个夜晚。

综合地方档案和群众回忆，可以拼接出当时的大致情形：1935年3月底，钱壮飞随中央红军二渡乌江。其间因敌机轰炸、地形复杂等原因，他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被迫独自沿着红军行进的大致方向前行，准备在前方与队伍重新会合。

那一片地区，山高林密，多是羊肠小道。梯子沿渡口附近，山势极其险峻，崖壁下就是乌江激流，常人白天行走尚且费劲，夜间更是步步惊心。钱壮飞在这样的环境中摸索前行，既要防备敌人，又要注意地形，加上身体本就虚弱，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夜色渐深，他看到山脚下有灯火微微闪动，判断那应是一户人家，便冒着风险前去问路。这一步，他无法不迈，也几乎没有更好的选择。

户主姓黎，名从山，是当地一名山民。按后来的口供和群众反映，这个人平日贪财，好占些小便宜，却缺乏对红军的基本了解。当看到一个陌生男子孤身一人，又带着包袱和手枪，心思立刻起了变化。他表面上装出热情相待的样子，一边招呼进屋，一边打量来客的衣着、神态。

“往梯子岩去，从哪条路走合适？”钱壮飞询问时，眼神仍在地图与山形之间来回思索，大概还在盘算怎么才能尽快追上部队。黎从山则装作熟门熟路，主动说可以“带路”，建议趁夜赶一段，更容易避开外面的危险。

两人便一前一后往山上走。道路越来越窄，两侧的树木越来越密，脚下是时宽时窄的小径。走到靠近江边的一处悬崖时，视线已经非常有限，只听得见下面水声轰然。就在钱壮飞停下脚步，俯身辨认前路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趁他将注意力集中在前方，黎从山从后面狠狠一推，将人直接推下悬崖。紧接着，他又搬掷石块砸向崖下，直到再无动静，才下山搜拾行李、手枪和其他随身物品。这样的行径，既残忍，也极其短视。

对于那名山民来说，他也许只是打劫了一个“陌生过路人”；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他在黑暗中结束的，是一位在党史上屡立奇功的情报干部的生命。钱壮飞之死，不是在战场正面冲杀中中弹倒下，而是被一个出于贪欲的普通人推向深渊，这一点多少令人唏嘘。

事后，当地群众在山下发现了遗体。看到对方穿着红军服装，身边还有部队用品，大家这才意识到，这是走散的红军同志。那时，敌情仍紧，局势未定，群众只能在附近的岩石下就地掩埋，立一处简单的坟冢，以“红军烈士”的名义表示敬意，却不知道他的姓名和来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墓一直保留着，村里人提起“红军墓”时，多半只当作长征年代留下的一段印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量档案解密、回忆录整理，以及地方调查的深入，才逐渐有人把梯子岩一带的那位“无名烈士”，与1935年春在乌江北岸“失踪”的钱壮飞联系起来。

贵州党史部门和金沙县有关方面多方比对：时间节点在1935年3月底到4月初，地点在乌江上游北岸，路线与中央红军南渡后的行军方向大体一致，烈士身份为红军干部，身上有手枪等物件，被害方式与群众口述相吻合。一个个细节对上后，结论愈发清晰——牺牲于金沙县后山乡堰田岩石脚下的这位红军烈士，就是当年在国民党特务机关“虎口拔牙”的钱壮飞。

从1935年4月1日中央红军集结时发现其失踪，到金沙县方面确认其遭毒手牺牲，这中间，时间跨度接近半个世纪。这段时间里，关于他的记载多半停留在“长征途中失散，具体情况不详”之类的寥寥几句。直到地方调查还原出“被人下死手毒害致死”的经过，一个沉埋在山石下的真相才算被捞起。

不得不说，这样的结局与他早年的经历形成了奇特的反差：一方面，他在南京、上海那些刀尖上跳舞的岁月里，智胜特务、转危为安，救下整座中央机关；另一方面，在长征这样惨烈而又壮阔的背景下，他却倒在一个普通山民的歹念之下，没有枪林弹雨，没有惊天动地的战报，甚至很长时间都没有留下名字。

后来，当地政府依据群众提供的情况，在那座早已存在的坟前正式立碑，刻上“红军烈士之墓”，在进一步确认烈士身份之后，人们才知道，长眠于此的，是一位曾经在隐蔽战线上立下大功的革命者。那些年迈的村民回想当年的传闻，对“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也难免露出愧疚和惋惜。

从1929年冬天潜入南京特务机关，到1931年春天截下密电，帮助党中央在上海转危为安；从苏区时期的情报工作，到长征途中的图表绘制与敌情分析，钱壮飞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藏在档案、电文和代号背后，极少出现在公开场合。等到他的牺牲真相被确定时，许多直接的同事已不在人世，只能由后人依据零散线索，将那条通向悬崖的小路重新勾画出来。

这段经历本身，就足以说明隐蔽战线的复杂与残酷。有人战死在正面战场，有人却在无名山谷中无声陨落，但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的选择，依旧深深影响了那一段历史的走向。